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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元溥

把古典音乐带到22世纪是我们的责任

2015年11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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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元溥,1978年生于台北。台大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学士、美国佛莱契尔学院法律与外交硕士,伦敦国王学院音乐学博士。著有乐评选集《经典CD纵横观》系列三书、《游艺黑白:世界钢琴家访问录》等。
《乐之本事:古典乐聆赏入门》

作者:焦元溥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在新书《乐之本事》里,焦元溥半开玩笑地写到,以前人们对他的称呼是“焦仁和的儿子”,后来又变成了“张悬的哥哥”。然而,焦元溥就是焦元溥。古典音乐圈里当然是有很多乐评人,但像他这样凭借着韧劲儿、痴心完成如《游艺黑白》那样深入、深刻访谈集的人能有几个呢?他当然可以继续按照那个路线写些更深刻的与音乐有关的文字,但他偏偏回过头来写了一本古典音乐的普及书《乐之本事》。这书读起来不费力,却一点都不浅薄。如他在采访里所言,可以“浅出”,但前提是要先“深入”。(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号:ibookreview)

  谈新书 作曲和作文都是一种组合

  新京报:在《乐之本事》的前言里,你说其实你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犹豫过?这本书其实和你之前的作品也很不一样,是一本关于古典音乐的普及书。

  焦元溥:我本来是要写这样一本书,打算60岁写,一次把这些音乐家、听众、作曲家、乐团等等全部骂一遍,从头骂到尾,然后就退休了。

  新京报:结果现在这本谁都没有骂。

  焦元溥:有骂一点点,但温和多了。我2011年回到台湾,演讲也更多了,发现大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多,无论演讲题目是什么。“我不会看谱可不可以听音乐会?”、“我不会演奏乐器可以听音乐吗?”我奇怪这些问题都哪里来的?所以我就想从问题出发,用写的方式、温和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

  新京报:在写作方式上你是怎么考虑的?

  焦元溥:思考了很久,放在心里不知道结构。最后我决定先从问题入手,列了20个问题,一个一个回答,写了七八篇,再看哪些问题适合凑在一起,慢慢有了章节出来。我每写完3000字就会给朋友们看,很多人看完会说,“看完这篇文章,我刚好还有什么什么样的疑惑”。我一听这个问题也很好,就会加进去,从小细胞入手,慢慢组成了这样一本书。

  新京报:这本书里你有大量文学作品内容的引用,你是刻意如此还是自然而然写成了这样?

  焦元溥:我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很多回响,每个回响我都很珍惜。有个回想我很开心,那个读者本来不认识柯裕棻老师,但他因为看到了我引用的段落读完很感动,就把能买到柯裕棻老师的作品全部买了。我在香港大学曾经做过乐读村上春树的活动,类似的还有昆德拉、托尔斯泰、《包法利夫人》,明年1月打算做普鲁斯特,6月是普希金。我希望听音乐的人也可以多读一些书,而且作曲和作文都是一种组合,道理是一样的。但我写作时也很小心,希望是很自然带入进去,而不是某某人说。如果读者因为看了我的书有触动,想要继续认识这些人的作品,那我会非常高兴。我总希望大家可以读更多、看更多。

  新京报:书里在评价作曲家的时候,有四个字经常会出现,就是“面向未来”,这是不是你看待作曲家的一种方式?

  焦元溥:这是很重要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德彪西比拉威尔要前进,他的音乐现在听还是很前进。斯特拉文斯基现在听也还是很前进,但是真的很奇怪,跟他同时代的普罗克维耶夫就没有那么前进,勃拉姆斯和瓦格纳比起来也没那么前进。在客观上,如果音乐史只能选10个人的话,我一定会挑瓦格纳和德彪西,可是让我主观上自己选来听的话,我会更喜欢拉威尔和勃拉姆斯,这是很主观的。如果谈音乐史发展的话,有些人你是不得不听,是要知道的,因为他们超越了自己所属的时代。

  谈东方 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亚洲

  新京报:关于东方音乐家的部分,你的描述也很有意思,像郑京和、邓泰山这些演奏家,在他们年纪渐长后,反而更重视回归东方文化。可能有人觉得古典音乐是一种西方艺术?

  焦元溥:油画也是西方艺术啊,那我们不要学油画了?还是说油画可以画出一个让给全人类欣赏的东西?我觉得因为历史的偶然吧,西方出现了这套和声对位,但这里面可以有全人类的情感。古典音乐活到今天,是现代情感的表达方式。以前我曾经和傅聪说,觉得西方音乐比较少留白和空灵的概念。他马上说“胡说!怎么没有呢!你看这个这个。”(焦元溥一边模仿傅聪语气,一边用做出演奏钢琴的手势)我听他一讲,觉得是对的。

  新京报:可能是东西方艺术家本身对乐曲的理解方式就不一样。

  焦元溥:西方人从小到大的概念里,油画是填满的。但东方历史,我们的画面是有留白的,看我们的书法,是线条抽象的美。东方的语言是音调语言,一个字jing(四声),是安静?干净?恭敬?要写出来才知道,我们对音调感受很敏锐,这是我们的强项。我就听台湾爱乐的指挥吕绍嘉讲过,有些时候乐团拍子的转换,比如三拍转二拍,东方人做得比西方人会好,转换得不突然,西方乐团中间少了一个东西。我们的确有我们的强项,增加了一个面向。

  新京报:你有听过西方的音乐家有类似的观点吗?

  焦元溥:有一次席夫临时来台湾举办音乐会,我们一起吃午餐,我们聊到中国的画,我们也聊了很多巴托克。他当时就说,你看你虽然不会匈牙利语,但你和我聊巴托克可以这么深入。我现在这几年很着迷东方文化,可我看了很多书,能认识的并没有你多。你们文化这么深厚丰富,同时你也可以这么了解我们的文化,未来一定是你们的,因为你们有两方面的东西。回过头来说,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不要放弃这一点。前阵子在华沙,有位钢琴家就问我,人们都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亚洲,你觉得是吗?

  新京报:是西方钢琴家吗?

  焦元溥:是西方音乐家。我回答说,我主观上觉得是,而因为主观上觉得是,所以我更强调一点——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把古典音乐带到22世纪。如果古典音乐在21世纪末衰亡了,以后只是存在于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东西,这门艺术就等于毁在我们手上了。你虽然有市场,但你也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要认真地把这门艺术交给下一代人。不能只有技术,要深刻了解道理和文化,然后我们把它传下去。深入的东西不代表要筑起高墙,可以深入浅出,浅出可以,但必须要深入。

  谈听众 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奇一点

  新京报:我反而有时候会觉得西方一些音乐家对中国市场有种盲目乐观,我听过很多人感叹或说是赞叹,来到中国演出,台下都是黑头发的听众,感觉这里充满希望。但另一方面,这里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比如上个月萨洛宁来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那天他是准备了安可曲的,但是因为现场的秩序他应该很不满,最后并没有演出安可曲。

  焦元溥:好可惜,不过呢,我也有另外的观察。我第一次进波士顿音乐厅的时候被吓到了,两千多人不是白头发就是没头发的,95%都是这样,我当时想,这些人消失之后,音乐厅就空了啊!那天我旁边坐了个不到70岁的老太太,我们因为一首安可曲聊了起来,她的同伴把一首帕格尼尼的曲子听成了完全不相关的作曲家,但她和我聊天时提到他们之前还听了乐团排练。那天的曲子不是热门曲目,我记得有西贝柳斯第六号和第七号,我心里想,这群人连帕格尼尼安可曲都分不清还来听排练!彩排也是要收钱的。

  新京报:结果呢?

  焦元溥:结果他们其实是退休以后参加社团,才开始听古典音乐的,他们其实还只是入门者。大家一起听个彩排,然后一起吃午饭,就是社团活动。我还曾经在波士顿听过周五下午两点开始的音乐会,音乐厅里更都是银发族。但这也给了我灵感,我后来做过周间下午两点钟的演讲,来的都是妈妈们,那是她们最有空的时候。我们做过调查,在台湾听音乐会的主力是15-30岁的听众,那15年前30岁的人去了哪里?他们进入职场和家庭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些其他时间的音乐会?音乐厅都是年轻人是好事,但也是坏事。永远都是年轻人,他们只能买便宜的票,而且年长的人却不见了。

  新京报:台湾现在古典音乐市场如何?

  焦元溥:也是要分曲目,有一次我们曲目上半场《英雄》下半场《皇帝》,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团和指挥,也没做什么宣传,票就都卖完了!其他的呢?死推活推,上座率从五成到六成再到七成,终于觉得现场不会太难看了,演出布鲁克纳的曲子,了不起能卖六成,但还是要演。反倒是马勒这七八年来变成了一个显学,以前没有人要来看,去年马勒第九,票一下子卖完了。瓦格纳也有票房,《女武神》《指环》都一下子就卖完了。但我还是希望听众能够更好奇一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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