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的命》 一只在黑暗中发光的山妖

　　几年前，我在皇家话剧院欣赏瑞典戏剧家导演俄国契诃夫的《樱桃园》，出身舞蹈世家的导演采用半舞蹈半戏剧的形式，重新诠释110年前的经典剧作。有一篇剧评写道：“《樱桃园》诞生在世界剧烈转变的时代：贵族没落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出现了，他们买下贵族的庄园。资产阶级是没有文化修养的暴发户，庄园一到手就砍了樱桃树，这不仅是过去的事，也是瑞典正在发生的事。刚刚兴起的俄罗斯资产阶级来到瑞典买房产，在首都的近郊盖起大房子，筑起少见的围墙，一个时代剧变又像列火车头轰轰然开来，分秒不差地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庄园里樱桃树的命运，就是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以主人公为代表的民工群体的命运。（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号：ibookreview）

　　三个关键词 

　　“冒名顶替”、“绝后”与“户口”

　　刚刚读完中国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我产生一个联想——这和欧洲的古老童话“换掉的孩子”何其相似！

　　欧洲古老的文化有一种童话的叙事传统：一个出生不久、娇嫩可爱的王子或公主忽然无缘无故地消失。或者这个娇贵的孩子长到八岁、十岁，国王跟王后发现孩子好像不是从前的孩子，总感觉到哪儿不对劲儿。人们编造故事说森林的山妖或精灵好久以来闻到人类可爱的宝宝的气味，喜欢他（她）娇憨肥腴的香气，喜欢他们的眼眸神态、喜欢襁褓的棉麻蕾丝衣料，总之是喜欢贵族骄傲的蓝血，为了妖魔的品种得以进化之故，他们换掉了国王的孩子或者偷偷抱走了公主。童话编造的背景一来是贵族的爵位财产世袭制度令他们害怕后继无人，二来是古代的医疗不发达儿童存活率不高，对孩子早夭的伤逝加以美丽的想象，“换掉的孩子”在欧洲不同的语境成为一个想象的童话传统。

　　《篡改的命》主人翁汪长尺是农村出来的青年，高考超过二十分被人冒名顶掉大学的名额，父亲汪槐年轻时招考工人也曾遭人冒名，阻挡他到城市发展的前途。有过昔日的教训，父亲到有关单位抗议，意外从高处摔成瘫痪，以后这一家人跟汪长尺的命运就一步一步更加不顺。

　　纵横这部小说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冒名顶替”。父子想从农村到城市之路都被冒用名字。汪长尺第二次考试落第到城市打工，第一个工作是冒名顶替有钱人林家柏坐牢，挣了一次丰厚的工资，以后他的命运跟林家柏紧紧相连。先是打工三个月，工人集体被资本家逃欠工资，以后遭遇工伤，打坏了下体。这两回合的资本家都是林家柏。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中国人害怕的“绝后”，以及发展下一代的前途。我的好友美国翻译家陶忘机调侃说，哪一个民族不怕绝后啊，美国人也怕啊。我不嫌麻烦掏出另一个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跟我讲过的话，中国的男作家好关心生孩子的事情，她举例莫言的《蛙》，还有一个海外男作家也写了中国的独生孩子制度。“男作家写生孩子写个不停，女作家却没写。”读了《篡改的命》安娜的话就好像还在耳边回荡。

　　汪长尺向林家柏索赔得到的只是羞辱：林家柏在法庭放言汪长尺可能本来就没有生育能力，利用工伤来索赔，不如做鉴定，哪知林家柏连鉴定的医生都贿赂了。在这一路求偿的过程当中，除了孟璇曾经是一个试图好意帮助汪长尺的人，其他几乎没有见到一个善良的。求偿的挫败，给汪长尺带来了“绝种”的暗示。汪长尺偶然认识林家柏的妻子副教授方知之，他暗中调查，发现方知之没有生育能力，方知之对领养孩子的慈善事业很感兴趣。汪长尺想出改变他后代命运的方法：暗中把襁褓当中的儿子汪大志送给方知之，他的孩子终于有了城市的户口，汪长尺自认完成从一家三代务农都无法改变的命运。

　　十三年以后，林家柏害怕绝后，跟方知之离婚，打算再婚生子。默默监视林家生活的汪长尺现身警告林家柏，林家柏得知真相，以金钱换取汪长尺的一条命。“冒名顶替”与“害怕绝后”这两个关键词的交错组合，使这本小说变成一个独特的故事。

　　故事里头还隐藏一个关键词“户口制度”。中国的“户口制度”正在向好的方向改变，但不可否定，它曾经是个可怕的颈套。

　　汪长尺的妻子贺小文一怀孕，两人就决定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使小孩出生就脱离农村的命运。贺小文很快就为了生活加入声色行业，当他们得知没有户口，孩子要读幼儿园也必须缴黑钱。平日缺乏社会沟通能力的“屌丝”汪长尺，忽然变得好像个专业私家侦探，把孩子偷偷送给方知之的那种行为，就好像北欧古代童话森林里的山妖(Troll)，盼望自己的品种进化成为人类。

　　风速般的语言流

　　写出黑暗中的光

　　小说看似编造的事件都使我联想起某些时事。汪槐年轻时招工给人冒名顶替，我想起了莫言的大哥写他们三兄弟从高密农村到城市的回忆录，大哥很杰出考上华东师范大学，成功离开农村，二哥读到高中体格又好已经录取当兵，从乡下走到城里的路上却被村人告密成分是中农，不该轮到他，资格被取消了……

　　当汪长尺答应了林家柏开出价码来买他的命，这又使人想到几年前计算机工厂发生的血汗传闻，传说那些生产在一线的劳动者工作压力太大害了忧郁症，想到家人可得到保险金的赔偿，选择轻生。

　　我从前读过东西的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明白他掌握农村生活的写实能力。《篡改的命》他采取一种跟他以前写作不同的技艺，流畅鲜活的语言，在快速推展当中形成一种风速一般的节奏，有几次我很怀疑作者为何要让主人翁使用那么书面或者文青的语言，可是我随着这股语言流，被卷进了汪长尺的命运流沙，很大的原因是汪长尺一直对生活怀抱着天真与善意，他真的很像在黑暗当中发出光芒的一只山妖，把一个“换掉的孩子”的命运演成“交换的父亲”，最后换掉了自己的生命。当汪长尺站在西江大桥的最高处望着滔滔的河水，水面铺满阳光，那一刻我想起汪家父子喜欢背诵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

　　新中国建立，打倒地主与资本家，农民起来了。但上个世纪末，新的资本主义的风暴在世界开展以来，中国农村供应了大量廉价的民工人力资本给全球化的工商业运转。以前的地主跟资本家对雇佣的工人还有一种老式的感情，愿意照顾底层阶级。现在新的资本家缺乏这样的品德，他们是随时砍倒庄园樱桃树的那种人，对于自然生物缺乏了善意与感情，民工在城市的角色只能是牺牲者。

　　在年纪渐长容易为秋天掉叶子感伤的时候，我有时候怀疑自己需要读这样一本已知结局是悲剧的小说吗？尤其像《篡改的命》这种在“引子”大胆告诉读者结局这种写小说的方法，给读者预先的暗示就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疑问“活着，还是放弃？”（To be ,or not to be?）

　　余华评论《篡改的命》认为写出“生机勃勃的语言”，这点我完全同意，随后我又读了东西以前的长篇《后悔录》，我终于明白作者掌握小说艺术里纯粹戏剧化的能力，一个单纯的意念反复的诘问，每次的询问，因为语言的艺术的生动，在黑暗当中有如海涛一次次翻覆涌来，水影发出激越的光，互相照耀。就在这样的阅读情绪跟气氛里，汪长尺的悲剧之死使我想起《西方正典》的作者哈洛·卜伦提醒我们：哈姆雷特对于命运的安排也想开了，哈姆雷特说：“死生随意！”（Let it be!）。我终能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不断地想起躲在森林里头暗自窃喜狂欢的山妖童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似乎小说正在预言着什么，究竟在生机勃勃的语境里，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情况，也许正有一部轰隆隆的未来火车开过来了。

　　□陈文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