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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2015年11月10日下午2时30分许在自己的家乡汉堡去世,享年96岁。次日,德国驻华大使馆通过新浪官微发布了关于这一消息的第一条微博并称:“我们失去了一位父亲般的人物,赫尔穆特·施密特给德国和德国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人翻出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莫扎特协奏曲唱片,封面上他和音乐家艾森巴赫和尤思图斯·弗兰茨站在Abbey Road录音室,瞧,这个总理,他居然出过古典音乐唱片。事实上,施密特人生中“令人出乎意料”之事远不止此一桩。
他曾出现在一次有关康德的学术研讨会上;在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届任期内的一次伦敦之行是为了与艾森巴赫和尤思图斯·弗兰茨及伦敦交响乐团一起录制莫扎特的F大调钢琴协奏曲(KV242);很会弹管风琴和钢琴,是巴赫的忠实粉丝;喜欢绘画和造型艺术,曾在总理府和汉堡的住所摆满了自己崇拜的画家作品和举办艺术展览。他爱引用“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森林美好,幽暗深邃,但我有诺,睡去之前,再走几里……”
人生 他曾向往一种不问政治的“普通生活”
施密特1918年生于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汉堡,父亲古斯塔夫是一位教师,对毅力、自制、苦干等“普鲁士”的品质推崇备至;母亲卢多维卡有艺术天分,喜欢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和举办家庭歌唱晚会。从1929年到1937年施密特在利希特瓦克学校(以原汉堡艺术馆馆长的名字命名,男女同校、贫富子弟兼收、注重科学知识与艺术教育,后来纳粹关闭了这所学校)上学,在这里受到了钢琴和绘画的熏陶,开始将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师设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中学毕业后,施密特没有逃过当兵的劫数,有过近九年的军队生涯,虽然“二战”期间他对希特勒的独裁政权非常反感,但仍相信自己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1937年被分配到一个防空连,1941年升任为少尉,被分到一个坦克师的防空部队服役并调往苏联前线,第二年当战争还在进行时,他返回故里为了与多年的同班同学汉内洛雷·格拉泽尔(昵称“洛姬”)结婚,当时需要开一个自己父母和祖父都是雅利安人血统的证明,他隐瞒了自己祖父的犹太血统,他们从一开始就情投意合,都爱好音乐、艺术和文学,在战争初始都向往一种不问政治的“普通生活”——这一细节是当时纳粹德国时期一个家庭的缩影。1945年4月德军溃败时被英军俘虏,经过四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后,施密特获得了新生。
因为战争的原因,他26岁时才上汉堡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日德两国货币改革的比较。毕业后,施密特在汉堡的行政机关拾级而上,1952年担任交通局长,次年当选为联邦议院议员,1962年初在汉堡一次特大洪灾的抢救工作中展示了自己高超的应急处理能力。1964年任联邦议院国防部长,1965年起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67年升任主席,1968年当选为社民党副主席,参与了该党的重大决策。1969年社民党上台后,施密特在勃兰特政府内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被称为“社会民主党在内阁中的头号人物”。1974年勃兰特因间谍丑闻引咎辞职后,施密特接任了联邦总理职位,登上仕途生涯的顶峰,而后在1980年大选中获胜连任总理不久,因失去党内强大的左翼力量的支持于1982年被赫尔穆特·科尔通过不信任投票的手段战胜。辞任公职后,他作为国际时事政论家的思考和写作广受好评。
施密特与中国:尊重与神往
可能再找不出一个德国人能像施密特这样持续不断地关注和追踪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也没有哪位国外领导人会像施密特这般自始至终、如此深入客观地思考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和研究使得“中国”成为他后半生写作和谈话的主题词。他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94岁高龄时到天津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第30届年会。就在去年,中国出版界还新出或重印了他的四部作品《百年世事》、《未来强国》、《与中国为邻》与《大国和它的领导者》。
施密特对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中华文明非常尊重和神往。他对中国的外部环境、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军事实力、台湾问题、亚洲未来等问题非常了解,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同时他也不忘提醒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能源、环境、金融、贫富差距、法治建设和民族主义等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早在1969年,他就对尚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断言:“如果说我们有理由把50年代的世界说成是围绕着华盛顿和莫斯科两极决定自己的立场的两极世界,那么唯一敢于成为具有相当意义的政治上一极的国家就是中国。”
此后,从1975年第一次访华开始,通过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和一些中国城市的实地走访,不断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为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纠偏”作用。2014年8月,施密特在为海南出版社“欧洲的智者:德国前总理三本书”撰写新版前言时指出:“我写作这部书时,中国尚未像现在这样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今天,研究中国对西方人而言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西方人如果研究中国,会马上明白一点:所有重大的经济、环境政策或地缘政治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不能再解决。”从中可以体会到,施密特的“中国观”是一以贯之的,即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出发,西方国家都应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给予更多的理解,在某些方面西方国家还应向中国学习。
回首 睡去之前,再走几里
施密特是很感兴趣阅读别人的回忆录的,但他本人认为传记类书籍大都难以避免做美容手术、美化作者形象之嫌,所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会尽可能排除自传的影子,一般也不提供个人的生平事略,唯一的例外是《对无政治倾向的青年时代的政治回顾》这篇文章。虽然施密特本人主要写了两本回忆录,但都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和鲜明的个性:第一本《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不是依据官方文件和公开档案而是完全以自己保存下来的笔记为依据,既算是与同时代各国领导人内部谈话的回忆录,也是20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纪实,更是阐释德国外交战略思想的经典;第二本《同路人》,书名隐含的另一个标题是“求教者”,主要讲他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音乐家、艺术家、文学家、银行家、出版家和社会科学家等知名人士的交往,力求总结自己一生中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过多少建议、榜样和帮助。
《百年世事》是施密特和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弗里茨·斯特恩在三天时间内促膝而谈的一本对话录,其中在两位耄耋智者一席谈快要结束时,施密特所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总结,您认为您的强项是什么?您的建树是什么?您留下的是什么?人们会记住您什么?”而今重温这一问题看似是施密特对斯特恩的“提醒”,实则看成施密特自己的“遗嘱”反倒更为恰当。还值得提及的一个细节是,在《百年世事》和《大国和它的领导者》中分别两次提及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首美丽的诗:“森林美好,幽暗深邃,但我有诺,睡去之前,再走几里……”
如今,施密特永远睡去了。
□侯天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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