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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观财经
从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经济学,向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的经济学转变,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
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可谓中国宏观政策的重大分水岭:在这个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被视为,官方经济学思想正式告别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经济学,向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的经济学转变。
事实上,在“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也意味着,“十三五”期间,中国已经把实现可持续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着力点放到打破各种障碍,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端”上来。
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
在宏观经济学演变史上,“供给学派”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可谓风靡一时。这个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需求方面的理论,而特别着重于供给方面的一个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诺奖得主蒙代尔以及拉弗。其政策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戳到了美国经济的最大的病症,从而被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以“里根经济学”而扬名立世。
供给学派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与有效利用,认为抑制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以及过高的税收,因此主张放宽各种管制,降低边际税率。
时下中国经济学思想转向“供给侧”的时代背景尽管和当年美国经济面临的环境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也陷入了战后黄金期后的大停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在其《大停滞》一书中谈及美国经济停滞时将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好干的,容易干的产业都干完了;二是美国进入了科技高原,缺乏重大的创新。这和时下的中国经济非常相似。当下的中国经济,容易干的产业也基本已经干完,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包括制造业、人口红利、消费等在内的传统引擎都已经筋疲力尽,难以为继。靠过去的刺激政策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已经无出路,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供给端的改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不是通过加大刺激,人为拔高数字,实现所谓的“高跟鞋式增长”。
所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中国能否实现中等跨越的关键,在于通过打破各种“供给抑制”,攻坚克难,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实现经济的动力升级、产业升级、制度升级。
一个运动员最终的成绩取决于其体能,而不是短期的训练或者奖金等刺激政策。这就是供给经济学的真正内涵。
□马光远(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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