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改革重头戏

　　随着人口红利衰竭，高投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看来，本轮改革破题的重点之一在于进一步放开服务业，这是扭转投资、消费失衡的关键，也将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服务领域投资比率太低

　　新京报：现在业内都在谈中国可以实现6.5%的增长，如果达不到6.5%意味着什么？

　　迟福林：中国有条件和能力实现6.5%的增长，中国有巨大的内需潜力，消费拉动增长、转型升级的新趋势目前已初露端倪。问题在于，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背景下，增长转型主要取决于改革。如果没实现6.5%的增速，说明转型改革可能滞后，没有释放中国巨大的内在潜力，由此有可能失去发展主动权。低于6.5%的增速，不只是速度问题，而且说明调结构的进展滞后，改革没有破题。

　　新京报：政府简政放权等改革，有没有现实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迟福林：简政放权涉及中央、地方关系，涉及到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等，改革落地和预想往往差距较大，必须有强有力的改革推动者，允许地方改革试点，营造全社会改革的大环境，建立改革激励机制。现在质疑改革的声音增加了，要警惕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

　　新京报：今年基建稳投资、投资稳增长的模式依然在持续，保持经济增速的大目标会不会给结构调整、转型改革带来阻碍？

　　迟福林：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目前投资和消费失衡的问题尚未解决。尽管投资依然很重要，但我更强调有效投资，强调投资要跟社会消费需求结构相适应。现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还有很多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全社会潜在养老消费需求在1万亿以上，实际供给不到2000亿；儿童医院永远人满为患，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投资要与消费结构、市场需求、社会需求相适应，这种投资才是有效的，才有中长期效益。

　　新京报：在你看来，需要防止哪些无效投资？

　　迟福林：一方面，个别城市一些公共设施建成后利用率很低。人口过于集中带来一系列“大城市病”；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大中城市需要投资，中小城市的公共设施更需要投资。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但绝不能为了稳增长而增加投资，为了投资而投资。否则仅能带来短期利好，但给中长期增长埋下隐患。

　　新京报：如何改变投资率过高的积弊？

　　迟福林：投资率过高，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背后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靠借债搞投资是导致投资率过高的重要原因，并给金融系统带来了风险。

　　目前服务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太低，比如去年在服务领域的投资扣除房地产只有24%左右。投资不仅是稳增长的关键，也要注意投资要和消费结构协调融合，需要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服务业发展关键在市场开放

　　新京报：你指出服务业市场化是“十三五”转型的关键，服务业为何能够当此大任？

　　迟福林：这和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趋势相关。中国经济下行，但结构在优化，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十一五”末期服务业占比43%，“十二五”规划原定目标要达到47%，估计今年至少达到51%，超过规划目标4个百分点以上。服务业给创新创业提供很多机会。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互联网+”也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新京报：如何为服务业发展清除障碍？

　　迟福林：服务业发展不缺资本，不缺市场，关键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核心是社会资本如何公平进入。例如，社会资本进入办教育，比公立学校获得土地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准入便利化改革仍需要推进。服务业领域某些不平等的政策还普遍存在。

　　要放开服务业市场，如今工业部门80%以上都放开，而服务业50%仍是垄断的，尤其是行政垄断很普遍，金融、电信、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都没真正放开。服务业市场开放是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

　　新京报：放开服务业的突破点在哪儿？

　　迟福林：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服务价格，打破行政垄断十分关键。政府职能要回归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可以购买公共服务，谁有效率、做得好，就叫谁来做，这样才能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这背后是对政府简政放权的要求，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公共服务上。

　　新京报：你提到服务业的繁荣需要很多中小企业，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迟福林：除了放开市场外，政府还应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多便利，比如实现企业自主登记，既然有规划、环保等约束和限制，那么为何不取消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另外，要创造环境让风险投资、中小银行健康发展，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贷款难的问题。

　　政府要成为公平竞争市场的维护者

　　新京报：以专车的监管引发的争议为例，互联网经济时代政府该如何有效监管才能提高社会效率？

　　迟福林：互联网经济时代，政府要成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维护者，而不是决定谁该做、谁不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政府要了解互联网时代市场的特点、竞争形式，针对新特点研究实施有效监管的方式。

　　新京报：“互联网+”将释放哪些新亮点？

　　迟福林：可以将“互联网+”变成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机遇。例如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可以抓住“互联网+”的机遇，以研发为重点，将生产型制造业转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此外，互联网+医疗、健康，也会提高服务业消费支出，成为增长转型的新亮点。

　　新京报：那么下一步改革的红利将如何释放？

　　迟福林：户籍改革将释放巨大红利。如今规模城镇化率超过了54%，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7%。人口城镇化还有巨大空间，对于拉动消费、促进投资都有很大潜力。2008年我就呼吁“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同题问答

　　关注服务业市场开放

　　Q：2015年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经济事件是什么？

　　A：“互联网+”，总理在两会上提出，随后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全社会掀起了创业创新潮流。

　　Q：你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什么？2016年是否会延续？

　　A：2015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比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服务业占比明显提高。预计2016年这一趋势还会持续。

　　Q：2016年哪项改革措施你最关注？

　　A：从转型改革的趋势看，我更关注服务业市场在大多程度上能够开放，简政放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深化。

　　A特22-2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素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