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间谍007是台湾贺岁片

　　焦雄屏专栏

　　开栏语：写作于我当年完全出于“分享”，在美国学电影时，觉得知识与文化累积日有长进，恨不得快点与同胞分享。没想到无心插柳，在资讯匮乏的台湾，竟成为报章时代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

　　回到台湾后，写作成了使命感，推翻旧思维，引领新电影运动。不用自谦，没有我的笔耕，台湾电影没有那么快凝聚共识。

　　台湾电影后来走向国际，我的多重身份（评委、影展选片人、文化推广）使我的写作多了文化外交层面，也意外地分担两岸文化桥梁工作。有五年，我每星期撰写大陆电影介绍专栏，减少了台湾人对大陆文化的陌生感。

　　所以写作是与我每种电影角色（制片、教学、推广）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在为新京报开创专栏【聚焦言】之时，我以三个“I”自许：Inform、Inspire、Introspect，告知、启发、自省。期待读者的回馈，让这条路从不寂寞！

　　不知不觉，007已陪我们走完了半个世纪，正牌EON公司出品的23集詹姆斯·邦德故事，加上三次非EON公司出品的007电影，共有八个演员先后演绎，总收入超过60亿美元。在《哈利·波特》尚未起步之前，稳坐数十年全球最受观众欢迎影集冠军宝座。

　　它应该是华语圈最早的贺岁片了。1962年《007：诺博士》打开序幕，翻页开启新派银幕英雄定义。肖恩·康纳利阳刚的形象，黝黑挺拔，动作敏捷，风流倜傥，还带着英国绅士的世故与优雅，一下子拉开了与那些古装英雄的距离，从仍在开疆扩土的西部大侠约翰·韦恩，到读遍圣经故事《十诫》《宾虚》的查尔顿·赫斯顿，个个都甘拜下风。007手执先进武器，左拥右抱各国美女，在异国情调的环境中飞天遁地，加上亢奋刺激的电吉他主题曲配乐，邪恶却独树一帜的大坏蛋（谁能忘掉大钢牙，飞帽血滴子的韩国人，还有冷酷到底的杀手罗伯特·肖），007的双手拯救人类免于浩劫，成了当代动作片的楷模。

　　好几年它在台湾贺岁上片时，我们都是披星戴月地赶片，早晨七点出发去买票，黄牛霸占了队伍的前列，票口开了，队伍却不见前进，总是连等几场才买到票，而且是第一排，天黑后才手酸脚麻地回家，还庆幸着自己看到了新片。007这种贺岁盛况，起码维持了十几年。

　　它当然是冷战时期的产物。第一部中的敌人诺博士是牙买加混血中国人，第二部敌人是苏联KGB。007隶属英国军情六处（MI6），拥有杀人的执照。他代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打击一切邪恶组织。当时大概我年纪太小了，又听不懂英文，一直不知道第一部那个怪腔怪调的魔头是中国人，又或许是当时的片商敏感，故意略掉“中国人”字眼的翻译，以免观众不能接受。

　　但是007对世界电影生产影响太大了。到了1966年，美国一年出品22部间谍片。新的系列包括詹姆斯·柯本的《谍报飞龙》（Flint），迪恩·马丁的《超级情报员麦汉》（Matt Helm），此外轰动若干年的电视剧集《秘密特工》《The Man From U.N.C.L.E》、《谍网威龙》（I, Spy），《糊涂侦探》（Get Smart），还有《虎胆妙算》（就是现在的《碟中谍》）。

　　香港邵氏公司也搭上这个潮流，让何莉莉、金霏这些艳星穿着风衣，莫名其妙地出生入死。日本人也仿冒不少，但都像邵氏间谍片一样滑稽可笑。伍迪·艾伦就曾将日本一部间谍片重新配音，变成不折不扣的大喜剧《出了什么事，老虎百合？》（What's Up，Tiger Lily）。大导演胡金铨也不能免俗，他曾告诉我，明朝东厂太监就是最严密的间谍组织，他据此投射到武侠片，成就了经典《龙门客栈》和《侠女》。

　　但是冷战终将结束，MI6也失了敌人。007失去了杀人的正当性，目标移来移去，故事也失去共鸣。这也说明上世纪80年代为何影集疲惫，观众流失。007也由阳刚的康纳利换成奶油型的罗杰·摩尔。这套影集的主题曲仍旧迷人，武器与交通工具也越来越炫技，只是恶人呢？找来找去换成了媒体大亨，勉强自圆其说，就是难说服人。

　　几经转换的007到二十一世纪焕然一新。丹尼尔·克雷格硬汉模样回归康纳利的魅力。但是他更严肃，充满存在主义式的困惑与焦虑。最新的《007：幽灵党》就把杀人机器变成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他有童年，有世仇，还有新的恋情。什么？007也是血肉凡人？他不是超级英雄？编导尝试把商业带往艺术，结果却一片恶评。行过半世纪，007面临困境。所幸西方新敌人出现，或许下一个007要应付的就是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