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格ISIS的“诱惑”(2)

　　（上接B12版）

　　世俗与宗教的冲突

　　宗教是现实，不是所有当代事件中的要素

　　新京报：这次的巴黎暴恐事件令人震惊，在于它突然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空间里，而似乎袭击者也将摧毁日常的世俗性作为自己的目标。有人认为这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形式，冲突双方不再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不是西方与东方，而是一种线性重复的永恒现世和一种激情澎湃的末日想象。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彼得·伯格：我不同意存在着一个世界性的“世俗生活”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许多在国家间发生的国际纷争既不是由宗教驱动的也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非常不同的宗教生活。总体而言，宗教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是重要的现实，然而它并不能特别地从非宗教的现实问题中推导出来。它也不是所有当代事件中的要素。

　　新京报：你和其他两位合作者完成了对于“欧洲世俗性”的专题研究，出版了《世俗欧洲，宗教美国？》一书。这个研究似乎是在欧洲如何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相处的问题意识下启动的。你现在看来，当下移民潮和暴恐危机之下的欧洲，需要坚持怎样的原则？有左翼学者指出，面对暴露出诸多缺陷的多元主义，应该回到欧洲中心的一些基本价值上来，你同意吗？

　　彼得·伯格：是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多元主义（简单地定义为多元性和差异性）导致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是它近乎是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可以被削弱，但要想完全叫停它则意味着要将一个社会从与外界的诸多关键联结中分离出来，而这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无论欧洲想要支持何种“原则”，它自身的经济繁荣是需要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活力的。因为持续经济繁荣在所有地方的结果，都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因此可以说，比如，要不意大利女性生育更多的孩子（但这不可能），要不引入大量积极生育的移民——否则就将意味着每一个意大利劳动力都需要养活二十个在福利院里的意大利人！对欧洲来说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其他国家也面临相似的人口问题）就变成了——不是要不要阻止移民，而是移民该怎样融入原有的人口。

　　新京报：对宗教社会学这一领域本身而言，现在这种新局面带来的挑战是什么？是否有一些概念、范畴和思考模式需要被改变？

　　彼得·伯格：是的。宗教社会学太需要一个新的范式，来取代旧的、已经被现实有效证伪的“世俗化”理论。但这需要一些时间，也不可能由一两位社会学家完成，而需要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通力合作。这也是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的主要目标。

　　【延伸阅读】

　　“世俗化”理论

　　“通常被视为单一的世俗化理论的东西，实际上由三个各不相同、并不对称并且不够相互整合的命题所构成。这三个命题分别是：世俗领域从宗教的制度和规范当中分化出来的世俗化，宗教信仰和实践走向衰落的世俗化，宗教向私人领域边缘化的世俗化。”

　　“基督教尤其能体现宗教和世俗之间的辩证互动：这一辩证互动所产生的，乃是信仰的世俗变体，而非直接的替代和置换……宗教的形态和样式，经常会在世俗性质的对应物中反映出来。盛行于整个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其中就明显地带有宗教模式的残留迹象。”

　　“现代性并不必然会带来世俗化。其所带来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多元主义。大多数历史时期，人类生活在信念和价值高度同质的共同体中。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途径，削弱了这类同质性。首先，通过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为具有不同信念和价值观的人们制造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其次，通过大众教育和文化知识的普及，开启了对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个体而言简直无法想象的全新认知视域；最后也是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凭借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现代传媒，现代性长期以来对于同质性文化的颠覆和破坏收效甚大，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去世，更是使得这类成效迅速地扩展和深化。当今世界，很少有地方能够原封不动，丝毫不受多元主义的发展态势所影响。宗教与其他一切事物一道被卷入其中，并且在制度组织和个体意识的层面深受多元主义的双重改造和转化。一直以来习惯于既有垄断地位的许多宗教组织，现在必须和竞争打交道。事实上，个体能够也必须在其中进行选择的宗教市场已经呈现。就意识的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宗教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成为个体反思和抉择的对象。”

　　——摘自《宗教美国，世俗欧洲？》

　　“多元世界”理论

　　“在20世纪的黎明时分即将来临之际，尼采曾以饱含激情的绝对语调宣布上帝之死。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预言似乎并不合理。在宇宙现实中，上帝是否存在是另一个问题。并且，经验科学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上帝不能成为实验的对象。但是今天，在经验可以通达的人类生活的实存领域，却的的确确存在着大量的神灵，它们彼此竞争，以吸引人们的专注和忠诚。尼采曾认为，他站在一个无神论世纪的起点。现在看来，21世纪反倒是被打上了多神论的烙印，恰似许多古老的神灵携着仇恨卷土重来。”

　　“在真正的多元性条件下所发生的东西，可以被归入到知识社会学所使用的一个范畴之下——‘认知污染’（cognitive contamination）。这建立在对一个基本的人类特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如果互相交谈，时间长了，就会开始影响彼此的思考。当这类‘污染’出现时，人们发现，将其他人的信仰和价值归结为堕落、疯狂或邪恶会越来越难。虽然很慢但最终肯定会不得不承认：或许这些挺有道理。这么想时，以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关于现实的看法就变得动摇起来。”

　　“多元化也改变了宗教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间关系的社会学特征。无论情愿与否，教会不再是宗教的垄断者，反而变成自愿联合体（voluntary associations）……多元化也改变了宗教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现在，它们在一个自由或相对自由的市场里作为竞争者而彼此找到了自我。一旦放弃了恢复或重建宗教垄断的计划，某种程度上他们必须承认竞争对手的存在。”

　　——摘自《疑之颂：如何信而不狂》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王若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