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80年代的中国懂得浪漫

　　【一种怀念】

　　梁赞诺夫是俄罗斯电影艺术的常青树，他的艺术生涯长达66年，其间创作了10余部文献纪录片和近30部故事片，其中大部分是反映当代普通人生活的喜剧，这为他赢得了大量的观众和荣誉，在俄罗斯他被誉为“喜剧教父”、“每条狗都认识的人”。

　　一周之前，俄罗斯电影大师艾利达尔·梁赞诺夫刚刚度过自己的88岁生日，昨日听闻他离世的消息，顿感惋惜，过了几秒钟，脑海中浮现出他于1991年拍摄的影片《天堂》中的一个镜头：一队老人在树下缓缓地走着，抬起头，发现费佳突然飞了起来，他一面向上升一面放声大笑，高喊着：“再见啦！我感觉很好！这就是幸福！”每每看到此处，观众都会潸然泪下。

　　梁赞诺夫是俄罗斯电影艺术的常青树，从16岁考入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到82岁执导最后一部影片《音乐人生》，他的艺术生涯长达66年，其间创作了10余部文献纪录片和近30部故事片，其中大部分是反映当代普通人生活的喜剧，这为他赢得了大量的观众和荣誉，在俄罗斯他被誉为“喜剧教父”、“每条狗都认识的人”。退休之后，梁赞诺夫仍笔耕不辍，在位于瓦尔代的乡间别墅中写下了大量诗歌和短篇小说。

　　在中国，梁赞诺夫的影片无疑也是最受欢迎的，甚至对于中国本土电影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蒙意义。在此之前的苏联电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只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追求宏大的场面和崇高的精神。梁赞诺夫登上影坛的年代，政治空气趋向缓和，他率先把目光投射到普通人的身上，同时发扬了俄罗斯深厚的喜剧传统，把讽刺和抒情结合得天衣无缝。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影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被译制成中文，在电视台播放，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当时中国人也刚刚开始放眼世界，重新关注自身的处境，重新建立生活的坐标，梁赞诺夫的影片恰逢其时，为中国观众提供了现实的参照和想象的对象。

　　比如《办公室的故事》，先不说剧情，仅仅是展现“机关日常生活”这一点，就能吊足观众的胃口（那时衙门里的事儿还是禁忌话题，但往往又是大家八卦的焦点）。对于成年观众，梁赞诺夫的“爱情三部曲”（《命运的拨弄》、《办公室的故事》和《两个人的车站》）有着恋爱教科书的“浪漫”意义；对于青少年观众，《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的魔力简直无法抗拒，为此很多人专门跑到北京动物园去看狮子，幻想着狮虎山下也埋着宝藏。这些家喻户晓的影片自然也成为中国电影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从陈佩斯的喜剧电影，到冯小刚的贺岁片，很难说其中没有梁赞诺夫的影子。

　　基于善意讽刺的幽默感正是梁赞诺夫影片的灵魂。在俄语中，他的很多影片都被冠以“抒情性喜剧”的标签，显然跟当代都市舞台上的“爆笑喜剧”“无厘头喜剧”“减压喜剧”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毫无根据的答案》一书中，梁赞诺夫写到“很遗憾，幽默变老了，将要死去。我所谓的幽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而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那种特有的幽默。”

　　进入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的十来年，俄罗斯影业几近崩溃，很多导演不得不提前“下课”。而梁赞诺夫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这一时期也是他电影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其中《天堂》和《老马》延续了以往作品对于普通人的关注，不过与早期的代表作相比，多了些许的悲凉和哀婉，毕竟苏联解体给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梁赞诺夫的主要成就是在电影领域，但他的很多作品在拍摄电影之前，都是先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的，比如他亲自参与编剧的《命运的拨弄，或蒸得舒服！》《办公室的故事》（原名《同事》）和《车库》，以及改编的《残酷的浪漫史》《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卧室的钥匙》等。对于这些剧作，中国观众也不陌生。《命运的拨弄》早在1987年就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搬上舞台（导演文兴宇，主演韩童生、冯宪珍等）；1989年人艺排演了他的《车库》（导演夏淳、顾威）。

　　近期，《办公室的故事》也将首次登上中国的舞台，导演亚历山大·库金在来华执导本剧前夕，曾与梁赞诺夫通了电话，梁赞诺夫得知此事非常高兴，并预祝中国演出取得成功。不想，他没能等到这一天。不过，放映他的影片、排演他的剧作，不正是对他最好的怀念吗？

　　□崔文嵚（演出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