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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追凶17年:最后一名疑犯归案

2015年12月04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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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外逃17年的嫌犯齐扩军(中)被新疆两名警察控制。供图/新疆沙湾县公安局

  新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公安局介绍,昨日凌晨零时20分许,当地公安在新疆兵团一居民区出租房内,将逃逸17年的嫌犯齐扩军控制。

  农妇追凶17年 为破案提供线索

  1998年1月30日晚20时,齐扩军同齐金山、齐学山、齐宝山、齐海营(该4人已先后归案)等5人在河南周口项城市南顿镇殴打村民齐元德、李桂英夫妇,致齐元德重伤抢救无效死亡,李桂英受轻伤,5人相继逃到外地藏匿,后被河南项城警方网上追逃。

  11月23日,新京报刊发深度报道:农妇李桂英17年来寻遍十余个省,追踪打死丈夫的5名嫌疑人,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齐扩军是最后一名归案的嫌疑人。

  “齐扩军在新疆六年了,一直住在人烟稀少的城乡接合部,没有身份证,被抓时,齐扩军刚在出租房住了两天,准备逃到别的地方去。”昨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公安局政工民警苏刚伟说。

  隐匿多地 不敢向工头讨工钱

  据办案民警回忆,当民警出现在齐扩军面前时,他直接伸出双手,并对民警讲:“我也知道会有这一天,前一阵看到了这个案子的报道,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没被抓住的,昨天刚换了住的地方,你们就来了,这些年天天提心吊胆地活着,太累了。”

  据了解,第四名嫌犯齐海营在北京被控制以后,当地警方根据齐扩军在河南的家人,摸索到一条线索,显示齐扩军的家人和新疆有联系,于是顺藤摸瓜,将齐扩军控制。

  齐扩军交代:17年来他隐姓埋名,先后在河北、河南等地躲藏。2009年春节后来到新疆,为防止被查获,长期以来寄身于城乡接合部,以打零工为生,不停更换住所,不敢交朋友,不敢和家人联系,更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怕被警察发现。有时干上一天的重体力活,连一分钱都拿不上,自己也不敢向工头讨要。

  目前,齐扩军已被沙湾警方临时羁押,等待移交河南项城警方。

  ■ 对话

  李桂英:17天能破的案子,我等了17年

  告慰丈夫 大仇得报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得知最后一名嫌疑人归案的?

  李桂英:昨天,项城市公安局还有人拿几张照片让我辨认,说他们正在全力抓捕,目前锁定了几个嫌疑人,我看了几张照片都不是。

  但昨天上午,你们报社问我听没听说齐扩军落网了,我才知道这件事。

  新京报: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欣慰?觉得17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李桂英:当时喜忧参半,喜的是最后一名嫌疑人落网,我这辈子的任务完成了,忧的是我用了17年去找仇人,历经千辛万苦,但媒体报道后,只用了不到17天,假如警察用心、全力去破案,我会用17年吗?17天能破获的案子,为什么让我等17年?

  新京报:现在觉得如释重负了?

  李桂英:起码心里的石头落地了,我不会再为这件事背负压力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好好过日子了。

  新京报:现在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李桂英:我想了好多年,等最后五个人都抓到了,我会去丈夫坟前大哭一场,告诉他,孩子我给你养大了,仇人我也全部抓住了,我对得起你了。

  我设想的最后一个凶手落网,我会第一时间去丈夫坟前,你们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刚好在来北京的路上,去拍摄一个节目,只能在心里告诉丈夫了。

  此案负责人应该被追责

  新京报:你曾说过,怨恨像雪球,这么多年,开始是怨恨杀害你丈夫的凶手,后来怨恨相关部门不作为,现在还会有怨恨吗?

  李桂英:我感谢新疆警方的努力,但是我还是不高兴,因为我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

  新京报:你想得到什么?

  李桂英:我丈夫遇害,那么多年没人管,中间嫌疑人的身份信息被修改,是谁的责任?还有负责这个案子的人,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不应该追责吗?齐金山2011年就被抓了,到现在还没有判下来,为什么?我往相关部门跑了那么多趟,得不到答案,现在依然得不到答案。脑子里的问号太多了。

  新京报:心里这种怨恨什么时候才会消失?

  李桂英:修改身份信息的人、拖延案子的人彻底受到追责,我才会满意。

  新京报:有人说,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怨恨中,对你自己和家庭都是不公平的。

  李桂英:谁想一直生活在怨恨当中呢?假如杀害我丈夫的仇人在十七年前被抓了,我还会有怨恨吗?

  新京报:新京报记者也探访了齐金山的母亲,现在她一个人孤守在家,七十多岁了,她说见到你会给你下跪,并且做了一个双手合十、下跪的动作,假如她真这样做了,你会原谅她的家庭吗?

  李桂英:我知道当个妈很不容易,因为这个事,她儿子到处躲藏,她也很可怜,我理解她,假如说她的儿子也像她一样,悔过、第一时间道歉,我一定会原谅他们。

  但他们跑了十几年,齐金山被抓以后,在法庭上还说出来以后要杀了我,你让我怎么原谅呢?

  我的孩子们变得更坚强了

  新京报:这17年里,你觉得你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李桂英:我丈夫没出事之前,我在村里是妇女主任,还算有威望,出事之后,我变成了个叫花子,到处求人提供线索。这么多年追凶的精力假如用在孩子身上,他们会不会更好?花了那么多的钱去追凶,如果用在生意上,全家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一些?

  新京报:会担心这种长期的仇怨和情绪会传递给孩子们吗?

  李桂英:他们小的时候,我一连出去几个月不回家,他们问我去哪里了,我不敢说去追凶了,说去办事,我怕他们心里有压力,不能专心读书、好好干活儿。

  新京报:但他们还是会受你的影响。

  李桂英:他们大了以后,上大学,有学问了,懂事了。你看他们几个谁去村里寻仇了?唯一的改变就是更坚强了,我就告诉我的几个儿,好好读书,出息了,就可以给爸爸申冤了。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几个孩子因为心疼你,劝你罢休过吗?

  李桂英:他们小的时候不懂我干什么,大了以后就习惯了我不在他们身边。大孩子结婚以后,托儿媳妇劝我寻一个伴儿,我没同意。

  等待忘记仇恨的那一天

  新京报:最后一名嫌疑人归案,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李桂英:希望法院能够有合法公平的判决。

  新京报:五名嫌疑人都已经落网,你对法院的判决有信心吗?

  李桂英:我对国家的法律有信心,假如地方能够依法判决的话。

  新京报:对于未来,生活上,你有什么打算?

  李桂英:五个嫌疑人落网,法院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判决,我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等给他们的父亲上坟的时候,全家儿女给他们父亲说说家常,说说孙儿几岁了,考了多少分,一家人忘了烦恼,忘了仇人,我等待那一天。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曹晓波 河南、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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