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 现在我看中国人的表现，没那么负面

　　候车去采访学者孙隆基，记者揣着一本《新世界史》（第1卷）——这是孙隆基的新作，同时出版的，还有《历史学家的经线》、《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两部全新修订的作品。这时，戴眼镜、穿黑棉袄的老人凑过来，说：“读历史书好。”接着，径直谈起1967年，这个拖拉机厂的工人利用时势，“玩”遍了大半个中国。末了，他没忘记强调——“那是一个疯狂的不正常的年代。”

　　11月21日，孙隆基从台湾飞抵北京，落地之后当即“进入状态”。见到记者，他先拿出了详细的“行程表”，四五天时间，已被媒体采访、读者沙龙、个人演讲填满。即便如此，七旬老人的精神、思想状态，却如同他戴着的红色小围巾，显示出某种激情。

　　回顾中国三十年

　　从“千刀万剐”到“没那么负面”

　　“写的是‘文革’以后中国的一些乱象。”坐定之后，孙隆基首先谈起《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就是在这里，候车时老人的闲聊，成为一个有趣的“注脚”。

　　上世纪80年代初，孙隆基写作了这本书，但当时没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主要以复印件的方式流传。书中，他对中国“国民性”展开了“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助力“文化启蒙”，成为当时流行的热门图书。学者傅国涌曾回忆，当年只拿到十多页该“书”的详细目录，就“如获至宝”。那时，他是一个乡村中学教师，不容易得到全本。

　　在“国民性批判”方面，人们多将孙隆基、柏杨、李敖相提并论。“我不是写游记或者印象，我希望写出中国文化背后的结构，将一些现象串联起来。因为有这个结构，读者看起来好像比柏杨、李敖那些人有深度——李敖是谩骂，笔锋锐利，柏杨属于‘印象派’。我自己没有要和他们比较。”孙隆基对记者说。

　　三十多年过去，作为一个观察者，孙隆基坦承，“现在我看中国人的表现，没那么负面”。在他看来，彼时，随地吐痰、擤鼻涕、搓身上的老泥者多，现在已不多见。感觉更深的一点是，他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即使表现得很个人主义，甚至和西方那样，比如很快结婚很快离婚，但思维方式“还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这正是多年前孙隆基强调的“二人”文化——“‘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到了现在，这种结构“基本没有变”。

　　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当时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对此，孙隆基当然“没有答案”，他总是以“这本书中是我个人的陈词”来答复之；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知识人的迫切需求。如今，中国社会蓬勃发展，但其复杂性，可能迫使人们追问：“如何描述和理解当下中国？”

　　可以说，这是国内国外知识人共同的难题。孙隆基表示：“确实难以描述，现在任何对中国下的判断都是简单化的。”

　　剖析当下中国

　　思想被用来分析“光棍节”

　　去年5月，谈到明星为何爱在微博晒吃时，专栏作家黄佟佟写到其中一个原因是受众喜欢，中国人有爱吃、谈吃的传统，“美食类节目那么火爆就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深深沉浸在口腔期”。

　　“中国人的‘吃’与‘和合性’有关，‘淫’所以称为万恶之首是因为它扰乱社群和谐。相反的，‘食’如果用来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则可以促进‘和合’感，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在围炉共食之余，就会因开怀而获得松弛。”这是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的一段话，“所以你终于理解了为何演员黄海波嫖妓会引发如此大的舆论风波，而舒淇小姐发个蛋糕照就那么清新宜人，‘淫’是万恶之首，‘食’是百和之源。”黄佟佟写道。

　　1983年，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一版序言中，孙隆基就以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香港为例，说“香港有四五层的饭店，每层有四五十张桌子，乃世界上少见的现象，连当今之世最富庶的美国都没有这种现象。”在他看来，中国文化里对“食”的执着，“是愈到了‘现代化’才愈发扬的”，“经济落后的大陆就没有这些条件”。孙隆基看到，物质条件提高，固有文化里的一些基本特色会得到“空前未有的发扬”，而不多久，大陆经济令世界侧目，美食翻新，“吃货”横行，不言而明。

　　2004年，作家李波出版了一本《吃垮中国：口腔文化的宿命》，指出“吃是中国的国教”。孙隆基为其修订版写了篇万字序言，其中认为“中国人惊人的现实感也表现在看透这个世界就是一大吃”。

　　除了爱吃、爱晒吃，2012年讨论“光棍节”时，有评论者也谈到孙隆基诠释的“二人”对应关系：“有数据显示，当下中国单身男女多达1.8亿。‘二人’的文化心理越普遍，那这节日的内涵就越为人所认同。”这都可见孙隆基观察、分析之深刻。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不知道在大陆还有这样的反应。我用名词概括现象，比如‘口腔期’，还有形容一个人不成熟，就用‘母胎化’——可以有很多含义，甚至蛮有攻击性。”说完，孙隆基笑了笑，旋即补充道：“不要滥用就行，不过，很难避免，很多名词就这样流传。”

　　观察美国社会

　　“其实真正难以理解的是美国”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前往台湾读大学，70年代初去美国深造，1981年至1982年又回复旦大学进修，此后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多所大学任教。2005年，他回到台湾，任职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接受媒体采访时，孙隆基说：“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4年，是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在美国不生根，在中国也不生根。乡愁的问题有一点，但是要说很深的概念，真的没有。”他慢慢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

　　从学者的角度来说，孙隆基的学术历程与人生轨迹，相互编织，形成了某种“共振”。加入美国国籍，并不妨碍他批判美国社会。2010年，出版了《美国的弑母文化》一书，他发现，美国母亲想通过对男孩子管制，表达对丈夫的管制，无形中扼杀了男孩的阳刚之气，于是男孩开始反抗，从心理上拒绝依赖，甚而仇恨母亲，从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可看出，“母亲与病态结下不解之缘。”

　　深入剖析中、美两国社会文化之余，孙隆基又以一己之力书写《新世界史》，洋洋洒洒三大卷，第一卷新近面世。在“总序”中，他强调：“全球化的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一个世界主义者至此功成。

　　相比于中国，孙隆基觉得，“其实真正难以理解的是美国”。他解释道：“你说美国民主，有人说它变成了‘国安国家’，‘反恐’开始是战时措施，但现在监控别人变成了常态；新的贫富不均，差距大到史无前例；整个美国如今都是‘赌博文化’，培养赌徒，你不参与，就只能沉默，站在原地不动。”

　　即便如此，孙隆基并不赞同“美国衰落论”，且一如既往地紧密观察其社会动向。21世纪以来，因为离婚率太高，美国开始重新树立父亲形象的重要性。在《功夫熊猫》这部电影中，熊猫阿宝的爸爸居然是一只鹅。“两个不同物种，感情很好。父子之情，特别要描写。”孙隆基点点头。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