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的教诲与新改革的方向感(1)

　　在英国历史内外，柏克都是复杂的，但又是绝然绕不开的。马克思曾以“马屁精”和“受贿者”将柏克一脚踩低，拉斯基却以“他为他那一代的政治哲学带来了方向感”将其高捧入云，丘吉尔更是以“政治的一致性”将“自由的柏克”与“威权的柏克”两面合一，安德烈·纪德则以诗人般的语言将柏克比拟为矗立于洛克、休谟、斯密等启蒙群峰间的一座更为高耸的峰峦，愈走远才愈加凸显。确实，柏克是启蒙洪流中的一朵奇葩，又是保守逆流中的异议者，他太相信自己的天赋、直觉与判断，太忠诚于内心对光荣革命之保守智慧的膜拜，太热爱英国宪制中自由与秩序的精妙结合。

　　在启蒙洪流中，他不是从“善”如流的激进派，也不是激流勇退的卫道士，而是立住脚跟的“中流砥柱”。正因如此，真正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对他既欣赏，又不满，从他那里能够得到某些安慰与养分，却又绝不可能满足。柏克游走徘徊于“老辉格党人”与“新辉格党人”、甚至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之间，对其进行精确的政党与思想谱系归类，历来是政治家和思想史家的棘手难题。他是思想界的一只刺猬，曲高和寡，特立独行，少有同伴。他的保守主义是秩序与自由、传统与变革之间的一种中道。为此，他在政治上并不成功，在思想声名上也远不如同时代的启蒙健将。故而，他的伟大只有在足够的历史距离之外才可“越过”启蒙群峰而愈加凸显。《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就是诺曼议员立足当地观测点对这位保守主义先贤的隔空礼赞。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称这部传记为“一份迟来的重估”，然而唯有恰如其分的“迟来”，柏克的思想“峰峦”才更显高耸。

　　柏克的法律之缘

　　只有英国才会产生柏克，所谓的“时势造英雄”。柏克是爱尔兰人，父亲是新教徒兼律师，母亲是天主教徒，这种混合联姻对柏克的宗教宽容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其毕生致力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非暴力”解放事业以及对激进革命的内在抵制。柏克按照父亲的安排学习法律并试图进入实务界，但法律一直无法在其内心扎根，他真正的热爱在文学与政治，在观念领域的交织打磨和实践领域的纵横捭阖，他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当时小型文学俱乐部的漫谈和交游。柏克是一个从爱尔兰逃离进入伦敦的政治青年，也是一个从法学院逃逸的哲学青年。只有到了伦敦，他的才华与机运才有了充分展露的空间。诺曼议员的传记非常精彩地呈现了柏克的逃逸、寻找与安顿。

　　18世纪50年代的伦敦是藏污纳垢之地，卖淫、通奸、私生子、投机家、野心家横行，启蒙带来的价值秩序变动及其道德社会后果正在呈现，新的规范与秩序还在复杂生成之中。不过这里也是思想自由、文化开放和政治开明之地，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欧洲大陆哲人都曾以无比艳羡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光荣革命之后步入自由与繁荣佳境的岛国，并普遍存在对英国宪法的理想化。柏克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来到伦敦，同时经受着两方面的冲击和塑造：第一，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潮及理性乐观主义精神，英国并未幸免，内部亦潜藏激进主义暗流；第二，柏克自身教养及英国普通法保守传统。两面冲击最终塑造成了柏克的中道保守主义。英国自身文明的独特历史与发展经验构成了柏克保守主义的主要来源。

　　英国人主要是一个法律民族和历史民族，它之所以区别于罗马法、日耳曼法等大陆法及其笼罩下的大陆民族，根源在于普通法及其历史心智。国内著名法政学者兼翻译家冯克利先生曾从普通法路径讨论保守主义的法学来源，可谓慧眼独具。波考克在《古代宪法与封建法》中对普通法心智亦有来自法律史的妙解。柏克保守主义教诲中对古代宪法与秩序的尊重、对多代人智慧优先的坚持以及对渐进式变革的选择，恰与普通法心智完美结合。从法学院逃逸的柏克，恰恰是以一种独特的保守主义哲学方式表达了对早期法律学习及英国法律文明的高度礼赞和认同。就像他远离爱尔兰却更深眷恋爱尔兰一样，他远离法律实务却更深理解和守护着英国法律文明。

　　柏克的法律之缘并不限于以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方式提升普通法的学理层次和影响领域，更在于其以长期议员兼辉格党精神领袖的身份从事的英国议会与法律改革。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政治还不是规范的大众民主与政党政治，那是19世纪以后的故事了。当时的英国政治是高度“派系化”的，是“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的混杂状态，党派分际并非显著的政治原则标准，而常常取决于政治庇护与政治利益的偶然结合，而且受到宗教立场及王室特权的极大影响。诺曼议员称赞柏克是现代政党政治的理论教父和实践先驱，其理由即在于柏克的“公益政党观”和对罗金厄姆辉格党作为现代政党“原型”的精心打造。柏克借助其议员与党派背景，几乎参与和影响了18世纪60-90年代所有至关重要的英国议会立法，以其对英国法律与政治文明的中道保守理解贡献于英国的议会政治。他是当时英国政坛最为活跃和知名的小册子作家和议会演讲名家，对英国议会政治和法律改革的影响颇为深刻。尽管他的实际政治成就有限，但其言行却树立了永久的保守派议员典范。他晚年最大的贡献是穷其全部智识和政治力量，不惜与本党党魁决裂及退出议会，而成功抵制了法国大革命风暴中“英国法国化”的激进倾向。柏克深明议会主权时代之议会政治与法律秩序的复杂互动关系，以政治一端的致思和行动从更高处捍卫了英国的普通法文明。这是从法学院逃逸的柏克对英国法律之深刻而独特的爱。

　　当代英国人的柏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人物都是当代人内心的一种自我想象和建构。柏克也不例外。

　　柏克生前以无畏精神投身英国政治，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从思想上看，他是最大的成功者，其身后吸引辉格党和托利党竞相对其进行思想归类上的“统战”，无人敢于完全否定他，也无人敢于完全接纳他，因为他比后来的任何一个脉络的解读者或实践者都要开阔和广大，他的思想“峰峦”是愈远愈显的。

　　从政治上看，尤其从功利指标考察，他乏善可陈，几乎未能稳定担任任何重要职务，在党内亦无特别之政治名分，而其毕生参与的解放爱尔兰天主教徒、反对英国北美政策、反对王室特权、弹劾黑斯廷斯以及反对法国大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亦只取得较为微弱的成果。尤其是他耗费十余年弹劾黑斯廷斯之印度暴政行为，竟然最终毫无结果。

　　柏克游走徘徊于“老辉格党人”与“新辉格党人”、甚至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之间，对其进行精确的政党与思想谱系归类，历来是政治家和思想史家的棘手难题。他是思想界的一只刺猬，曲高和寡，特立独行，少有同伴。

　　□田飞龙

　　（下转B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