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的教诲与新改革的方向感(2)

　　（上接B12版）

　　他对东印度公司与黑斯廷斯的控诉显示出对英国法中正义与人道原则的坚守，但在政治上十分不智，因为数量庞大的英国权贵都从东印度公司黑斯廷斯的暴行中获利，弹劾他几乎就是与整个帝国官僚体制作战，利益盘根错节，成功希望渺茫。而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英国政争中，其坚持原则而造成本党分裂，亦显示出政治上的真诚与风骨。

　　诺曼同情地理解柏克，也真诚希望英国当代政治变革中重新接引柏克的中道保守心智，包括其铮铮风骨。在当代英国人诺曼眼中，柏克的深刻教诲并未也不应当远去，可谓历历在目，言犹在耳。诺曼对柏克的思想重访是与英国政治和宪法的当代困境密切相关的。

　　当代英国宪制及其保守主义传统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第一，英国的保守宪制以其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系与帝国秩序为前提，而欧盟整合引致的“英国欧陆化”难题逐步改变和侵蚀着英国政治传统，是否退出欧盟构成英国议会政治的核心辩题，保守派首相卡梅伦连任及推动的退盟公投可视为英国保守宪制自我维护的一种政治努力；第二，公投文化在英国宪法政治中的兴起是保守主义政治文化的一次灾变，是英国政治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苏格兰公投”之政治阴影并未散去，启蒙世界观下的政治激进主义在英国内部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第三，诺曼所谓的“自由个人主义”对英国社会团结、社会资本及青少年的原子化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英国公民对政治与社会的疏离感，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政治社会危机，伊斯兰国对英国青年的吸引力就是一例；第四，英国宪法的结构性改革面临巨大分歧，“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路线争议无法消解。重温柏克，正是保守派议员诺曼面对上述政治焦虑与考验的积极反应。

　　在此特定语境下，诺曼归纳出了当代英国人应予严肃重思或接纳的柏克教诲：第一，社会性自我（social self）观念，聚焦于将个体联系于社会的各种关系范畴和传统机制；第二，社会秩序（social order)法理学，即以社会秩序而非自然权利作为建构一种稳健可靠之立法法理学或改革法理学的基础；第三，秩序自由观（ordered liberty），即自由的制度实践必须以尊重特定社会利益与传统为前提；第四，公益本位的政党观与实质代表观，这是柏克政党理论与代表理论的内核；第五，保守主义文明观及对多元社会文化秩序的尊重，主张文明的传统属性及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第六，对激进主义一以贯之的思想批判和政治对抗；第七，对王室特权与社团特权之滥用的坚决抵制和政治狙击；第八，多代人正义观与智慧观，认为法律、正义、秩序与智慧是死者、生者和未出生者的共同财产。

　　在当代英国人诺曼眼中，柏克的深刻教诲并未也不应当远去，可谓历历在目，言犹在耳。诺曼对柏克的思想重访是与英国政治和宪法的当代困境密切相关的。

　　在中国，柏克同样遭受了左右分抢和不一致性难题，就像曾经的本国遭遇一样。拉斯基所谓的柏克为当时英国带来一种“方向感”的礼赞并非夸大，而是历史真实。那么，柏克之于中国学界乃至当下的新改革，是否也可能为我们带来一种“方向感”和清新气息呢？

　　新改革的方向感

　　从来源与气质上讲，保守主义本身具有地方性和乡土性。在1840年之西方刺激到来之前，中国思想界似乎很难产生严格的保守主义，因为之前的秩序与文明具有“超稳定结构”，具有高度连续性和包容性。致力于将“天下”概念予以政治哲学建构的赵汀阳教授更是努力地将“中国”做成一个政治神学概念，赋予中国文明以别样的“神圣性”。当代大陆新儒家更有复兴“政治儒学”乃至于“宪制儒学”的新时代志向，“中华孔圣会”的成立因而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中国保守主义思想事件。然而，以儒家传统为主干的中国保守主义曾经在一百余年前的“刺激-反应”（费正清）历史条件下，在当时之政治文化精英的“救亡图存”的生存理性之下，遭遇全面溃败，科举制被废除，经学成为普通学科，康有为国教运动失败。

　　保守主义事关文明，兹事体大。因此，对柏克的思想甚至政治关注在改革以来的中国学界日益升温。20世纪90年代有自由派刘军宁先生的《保守主义》及柏克阐释，继而有保守派蒋庆先生的反驳和再阐释。在中国，柏克同样遭受了左右分抢和不一致性难题，就像曾经的本国遭遇一样。拉斯基所谓的柏克为当时英国带来一种“方向感”的礼赞并非夸大，而是历史真实。那么，柏克之于中国学界乃至当下的新改革，是否也可能为我们带来一种“方向感”和清新气息呢？

　　我在读博期间曾经由对美国革命与宪法背景理论的追索而找到潘恩，重译潘恩，在其《人的权利》和《理性时代》中领略了启蒙激进主义的思想风采，亦曾一度倾心。而立之年，我有机缘亲近柏克，阅读原著，译介诺曼此书，感受极深。潘恩短促有力，片面深刻，而柏克绵长中和，整全稳健。以我今日的学识与审美，当更以柏克为思想挚友，也确信柏克之于当代中国可以提供一种消解百余年激进主义狂飙突进带来的人心浮动与政治失衡的方向感。大国崛起必仰赖厚重的文明根基，才更具普适性、确定性和可接受性。如何与传统和解以扩展和重构当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是中国转型体制的根本性焦虑与方向。

　　当然，柏克之教诲在中国的恰当呈现与作用，还需要加以理智限定：第一，保守主义主要作为一种方法被接受和运用，而不是作为一种英式或其他来源的实体价值甚至意识形态被全盘承继；第二，保守主义侧重于以社会秩序和历史理性来节制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寻求对主权政治和自由个人的两面规训，以恢复和维系一种相对宽和的文明政体；第三，保守主义用来对冲和治疗激进主义但不是取消激进变革带来的全部政治遗产或体制，不是反对中国既已形成的现代性格局，而是将其遗产与格局重新放置在一种宽阔的保守心智之中，建立一种面向历史与未来的新改革哲学；第四，大陆新儒家推进的“政治儒学”运动意在使儒家传统“重新公共化”，是对海外新儒家之“心性儒学”的合理且必然的超越，是中国保守主义进入公共领域和新改革时段的重要分水岭，但需要克制其“定于一尊”式的国教化想象，寻求一种基于社会治理和有限国家治理的中道宪制定位，为此需要恰当诉诸柏克心智以自我调校。

　　总之，诺曼议员从繁复的柏克小册子、书信、友人记忆、早期传记、逸闻趣事中为我们重新请回了这位在启蒙洪流中立住脚跟的“中流砥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当代英国人因足够距离而观测到的柏克思想“峰峦”。柏克的中道保守主义心智及其改革哲学，经由诺曼之笔而生机盎然，中国读者当可循此更可靠的思想线索进入对柏克的深读模式，“柏克热”当成为中国人改革心智结构性升华的一次集体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