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为何成为地球“安全线”？

　　今天，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已经进入第七天，来自19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们正在加班加点地谈判。在会场，“2℃之下，我们一起努力”的标语十分醒目。因为巴黎气候大会的重要目标就是控制碳排放，达成一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协定，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

　　到底是谁为世界画了这条升温“红线”，它背后有何依据？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上，各国及组织代表能够为这条升温“红线”作出哪些规定？

　　起源

　　经济学家提出气温“红线”

　　气温2℃增幅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生存的安全线，是因为科学家认为，如果不能在2100年前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2℃以内，全球发生极端气候事件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据统计，全球平均气温已经相比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增加了1℃，按照巴黎气候大会追求的目标，未来80多年留给人类的气温增幅已经不足1℃。那么，这条安全线是谁提出来的？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有关人类生存“安全线”的研究最先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上世纪70年代时，民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还不够充分，那时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教授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霍斯就意识到，气候变暖可能会使地球发生重大变化。诺德霍斯首次提出2℃概念，他表示，地球平均气温如果比前工业化时代超出2℃，会让气候变化超出人类控制的极限。

　　此后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即使2℃也太高了，有人则认为，这种限制毫无意义，因为不管怎么样预防，全球气温早晚都会突破这个极限值，与其去考虑这条气温红线到底该画在哪儿，还不如去考虑如何适应一个更炎热的地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气候变化的讨论越来越多，2℃概念再度被重视，此时主推这个概念的变成了欧洲科学家。1990年，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得出结论，如果要防止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后果，需要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设定在2℃以内。

　　科学家称，温度升高越高，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就越大。也就是说，在瑞典这些科学家看来，2℃并非绝对的“安全阀”，只要升温超过1℃，就可能带来剧烈和不可预测的影响，导致广泛的生态系统受损。这些研究者认为，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1℃已经为时过晚，因此他们提出了2℃的限值。这个考虑，完全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非科学研究出发的。

　　推广

　　默克尔把2℃导入政治

　　1994年，德国时任环境部长默克尔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主任汉斯·约阿希姆，这次偶遇，对于全球气温增幅控制意义重大。

　　约阿希姆当时是德国政府的气候问题首席顾问，他对媒体表示，自己和默克尔都是物理学家出身，对于气温变化的影响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向她展示了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容忍窗口’。”约阿希姆回忆说，“从温度方面来看，能够容忍的窗口是2℃。”两年后，默克尔在欧盟部长会议上说服其他代表认可2℃升温控制目标，这是2℃概念首次进入政治领域。

　　正在巴黎参加气候大会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柴麒敏对新京报记者介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举行之前，全球已基本达成共识，将全球升温目标约束在2℃之内，但当时尚未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直到第二年的墨西哥坎昆会议，各国才将此目标追加确认。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顾问杨富强表示，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全球参加气候变化谈判的缔约方对2℃控制目标的问题进行了几年的争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的丁一汇也对媒体回忆：“最初在气候谈判时，各国都在强调和讨论二氧化碳稳定水平问题，一具体到2℃目标，大家就开始吵架。”

　　2℃目标之所以成为争吵的核心，是因为其明确对应了温室气体排放量。根据欧盟计算，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当量浓度要控制在550PPM（二氧化碳当量浓度指将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物折算成二氧化碳后的浓度）。

　　2008年，欧盟气候变化专家小组发布《2℃目标》评估报告，认为如果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人类还能够通过采取措施进行适应，基本能够承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损失。如果是3℃或是4℃，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人类社会有能力去适应升温所带来的后果。

　　最终，全球还是达成了共识，承认2℃增温控制目标。

　　争论

　　温控目标是妥协结果

　　即使有了共识，巴黎大会举行之前，2℃目标依然争议不断。

　　去年，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刊登了一篇名为《扔掉2℃增温目标吧》的文章，这篇文章由加州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加州克利普斯海洋研究所的教授联合撰写。文章提到，2℃目标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科学上都走错了方向。人类需要一个更具体，更全面，更精确的衡量手段。

　　一些环保组织认为，二氧化碳当量浓度比温度更科学，因为它已经被大量测量，可以很精确地计算出排放量。对于这一点，柴麒敏认为，如果采用全球排放量指标的话，其带来的谈判逻辑便可能是自上而下分配减排目标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前几年的实践中被认为是行不通的。“最终还是要采用合作，而不是分配的方式，”柴麒敏说，“有些目标看起来是科学问题，但背后还是有着价值取向，是一个政治问题。”

　　“2℃更多是政治共识。”柴麒敏说，虽然科学家也为之做出了相应的研究，但并不做价值判断，不回答到底增温几摄氏度更合适。“当然，如果有更多的指标能描述气候变化影响，就像‘十三五’规划指标一样，有增速指标、人均收入分配指标等等，这样肯定更精确。但这是国际条约，没法完全按照科学性的要求去描述。”

　　柴麒敏表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有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做了支撑性的研究，认为温度指标在全球变暖各个主要特征中是最核心的指标。正因为此，在各国外交谈判中，拿出一个全球都能理解，不太复杂，又具有可操作性的长期目标，温度就成了恰当的选择。

　　利益

　　岛国1.5℃目标为何难实现

　　在巴黎气候大会上，2℃目标再度成为一个热门争论话题。一些岛国强调，全球气温增幅控制目标为什么是2℃，而不是1.5℃？

　　据外媒报道，在195个巴黎气候大会与会国或组织中，有106个不发达国家称，将全球气温增幅控制在1.5℃才是具有人道主义的唯一可行路径，该说法也得到了联合国一些高级官员的支持。美国“气候中心”组织11月8日宣布，假如全球温度上升2℃，海平面将上升4.7米；假如上升4℃，海平面上升幅度则要翻一番，达到9.4米， 气候“灾民”人数达到6亿。

　　杨富强说，“很多小岛国是贫穷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海平面上升后足以摧毁某些小岛国，他们在气候变化中遭受更大的危害和损失。”为避免遭受“灭顶之灾”，各岛国纷纷打响生存保卫战。基里巴斯政府去年表示，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威胁，基里巴斯正积极谋划在海外购置土地，不得已时可能考虑举国搬迁。

　　跟基里巴斯一样，防止被淹没一直都是马尔代夫最重要的国家政策之一。马尔代夫时任总统纳希德说：“我们靠自身的绵薄之力是无法阻止全球变暖的，只能到别处购买土地。这是预防最糟结果的保险性政策。”

　　既然1.5℃目标更能保护小岛国，气候大会为何不将气温控制目标调低一点呢？答案是资金投入。去年世界银行一份报告称，1.5℃目标虽然可以显著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但会比2℃目标增加超过50%的投入。

　　柴麒敏表示，1.5℃目标的支持者主要是小岛国集团和一些非洲国家，他们应对能力弱，受气候变化影响也更大，因此希望目标能更严格，但目前主要的大国缔约方认为2℃目标相对平衡，可以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

　　前景

　　实现2℃目标难一蹴而就

　　既然2℃控温目标如此重要，它能否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得到确立呢？

　　在哥本哈根大会遭遇了国际谈判的“滑铁卢”之后，各国对此次巴黎气候谈判抱有极大期望，希望能取得成果，取代即将过期的《京都议定书》，在2020到2030年之间建立国际减排的机制，但很少有国家认为此次会议能够一蹴而就地建立达到2℃控温目标的机制。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之处被公认为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分配方式，即在建立于2℃目标基础上，给各国分配减排任务，以控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然而这个方案并未成功。

　　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吸取了教训，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即让各国在开会之前就准备自愿减排的目标和方案，目前，大部分国家已提交了该方案。这一自下而上的方式的好处是，比较容易达成最终的协议，但是，其可能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可能达不到2℃目标控制。根据很多国际组织的研究，目前把所有已提交自主减排方案国家的减排目标都加起来，可能最终还是会令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7℃到3℃，这中间，还相差90亿吨到12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浓度的缺口。

　　不过在杨富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他认为，自下而上的方式目前看来政治上可行度比较高，即使达成不了2℃目标，至少可以先建立一种减排机制。“行动比桌面上的谈判更重要，190多个国家谈，能谈出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那需要很多年。哪怕目标暂时达不到温控2℃，但如果大家提出来的方案还是很有分量，那可以先做起来。”他说，毕竟2℃是到世纪末的温控目标，而目前的巴黎会议谈判主要针对2020到2030年，因此，先建立机制后，到2030年之后还可以继续谈，到时候，可能各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减排措施了。

　　在柴麒敏看来，2℃是长期目标，愿景是到本世纪末。此次巴黎协议是体现2℃目标的阶段性成果，并非2℃目标的全部。到了2030年后，随着技术进步，科技发展，及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实施，人类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实现2℃目标。

　　地球升温原因

　　温室气体排放上升，导致地球积累大量热量

　　部分热量在大气和地表集聚，使地球持续升温

　　地球升温影响

　　极端天气频频出现，超级飓风增多

　　影响全球降水，破坏环境，导致沙漠化

　　两极温度升高，冰川融化加速，冰盖逐渐消失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胁岛国和沿海城市

　　B02-B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