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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追忆(1)

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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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
1956年,匈牙利民众虐杀秘密警察。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20世纪匈牙利人”摄影展参展作品。

  说到中欧小国匈牙利的文学,大多数中国读者或许只熟悉裴多菲·山多尔(Petofi Sándor),那个写出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人,那个在184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诗人。此外就是凯尔泰斯·伊姆雷,曾获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至于与裴多菲同名的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我们就完全不熟悉了。世界文坛也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知道这位作家,或者说重新发现这位作家,把他誉为与卡夫卡、托马斯·曼、穆齐尔比肩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

  在这个意义上,马洛伊是一位“落伍”的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在匈牙利国内长期遭禁,在流亡国外时他又一直坚持用匈牙利语写作,无人翻译出版,所以他去世后才被世人所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却似乎与那个世纪的主流文学疏离,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他生于1900年,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实都与时代有关。1918年匈牙利从奥匈帝国独立,他不久就离开祖国,前往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求学、结婚和写作。此后他回到匈牙利,居住了二十年,写出了许多重要作品。二战后期,他的六万册藏书在苏军空袭中全部被毁。1948年共产党执政后,他再度选择离开,经意大利移居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去。1989年2月,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饮弹自尽。同年10月,匈牙利恢复二战前的国名,转型民主制度。

  马洛伊憎恶纳粹政权,但对二战后的新制度同样没有好感,拒绝其授予的职位与荣誉。在1972年出版的《土地,土地……》中,马洛伊解释了他再度离开匈牙利的原因,“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他在本质上属于从前的作家,那时的作家只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觉。就我读到的几部作品,他不像凯尔泰斯,既没有直接描写纳粹占领的恶行,也没有直接描写斯大林制度的暴政。他的生命似乎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停留在奥匈帝国瓦解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因此,他的创作不属于政治地理划分的东欧文学,而是属于中欧文学。当然,他也不属于卡夫卡、托马斯·曼、穆齐尔一类作家,尽管他是第一个卡夫卡作品的匈牙利语译者。他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既不现代,更不后现代。对读者来说,那是一个昨日的世界,一曲传统贵族社会消亡的挽歌。

  “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

  他是一个世纪的孤儿

  马洛伊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这个城镇在一战后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他的祖先是奥匈帝国的贵族,曾参加过184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家族原姓格罗斯施米德,“马洛伊”是十八世纪时国王赐予的贵族称谓。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律师和公证员,担任过布拉格的市议会议员,属于新兴的上层市民阶层。在经历了多年的欧洲漫游,马洛伊在1928年回返匈牙利,内心充满创作冲动,意识到:“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请注意“小世界”、“个体生命”的措词,这是理解马洛伊作品的关键。在他的印象中,他的一生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出于贵族文化培养出的一种文明的孤独感,他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世纪的孤儿。

  在写于1935年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中,马洛依详细刻画了上世纪初家乡考绍的身份社会,那是“独特思想、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黄金时代”,城市在迅速资本主义化,到处是银行、教堂和楼房。他家租住在现代化的公寓,有电灯、暖气,同时保留了煤气灯和壁炉。“那栋楼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贵族、银行家与无产者比邻而居。马洛伊的家庭既保留了贵族传统,又恪守布尔乔亚的社会伦理。这个时期,社会阶级意识已经在匈牙利流行,阶级地位仍然重要,但贵族社会正处在瓦解之中,从前那种高贵、仁慈、忠诚以及尊重知识的贵族品格正在消失,让位于进步的自由平等观念。这使得马洛伊从小过着豪奢的生活,却又有着强烈的负罪感。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各种社会阶层,尤其是家庭女佣人。在他眼里,她们不属于“有自我意识的产业工人”,主人对她们比贵族更坏。在从前的贵族社会,家庭女佣人虽然地位低下,但却终身被看作是家庭成员,而在新兴市民家庭,她们却随时会遭到歧视和开除。“在世纪初富有的市民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并不像二十年后这样被故意用于激发人憎恨的口号。老爷们谈论穷人时的声调和态度,更倾向于垂下眼帘在自罪感中沉默。”当时的匈牙利还属于农业社会,有文化的上层阶级向往西方文化,平等观念已成为必要的社会教养。在学校和家庭,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都是要善待穷人,但“没有人去想,在这个生活安逸、财富积累、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市民阶层,穷人问题要比他们以为的严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无法彻底解决。”恪守布尔乔亚的伦理与同情底层社会的心理结合在一起,使得少年的作者融入不了任何阶层,感觉生活中缺少统一的道德规范。

  马洛伊从小受到良好的贵族式教育,读完左拉、法朗士、莫泊桑、波德莱尔的作品。然而,他的青年时代却是从德国开始的,他在那里发现,西方人的“市民”概念与匈牙利人不同,没有明显的阶级含义,甚至连昔日的贵族也成为高谈阔论的革命家。这些人同情穷人,带着怀旧情绪憎恨自己的阶级。那是一个自由主义与通货膨胀的时代,工人、贵族、作家与革命者在一起聚会,谈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马洛伊本人也曾生活在工人中间,参加工人集会和贵族沙龙,讨论的话题都是政治与文学,就像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平等的思想是在贵族沙龙中产生的。在德国,马洛伊开始崭露头角,他给《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与托马斯·曼、茨威格、霍普特曼等名作家的专栏列在一起。

  此后,他去了法国,那里的政治气氛更加浓厚。法国的作家已不再能影响时代的思考,他们只是在不断采用新的技巧。社会没有安全感,传统文明的根基正在动摇,人们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家身上,文学运动也被纳入政治范畴。他意识到,这个世界正面临乌合之众横行的危险,而他出生的阶级和伦理却在最后坠落。“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他反感市民阶层的庸俗,只想见证过去的时代,那时的人始终保持对道德的忠诚,“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与许多东欧作家相比,他的视野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一个世纪。在这个中欧的年轻人眼中,世纪初的西欧社会正陷入不安,它所流行的绝对平等观念注定要影响匈牙利的命运。

  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将成为多余的人

  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会意识到,马洛伊的观点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他痛感浪漫主义价值观颠覆了传统道德,质疑人类是否可以抛开从前的理想而存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保守主义一直在政治、文化领域发出声音,但却归于徒劳。卡林内斯库曾概括五种现代艺术流派: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主义、刻奇(Kitsch,又译为媚俗,编者注)与后现代主义。这些艺术流派反映或批判了现代性问题。然而,现代艺术崇尚的仍然是时代而不是传统,是激情而不是责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所批判的价值沦丧。马洛伊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种现代派,没有任何现代意味,但却反映了一百多年来一个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一个现代派作家不会触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世纪的平民化过程与传统价值沦丧的关系。

  这种平民化过程表现出社会平等的观念,也表现出阶层之间的融合与矛盾,它打破了从前的社会结构,甚至影响到家庭内部。在那部描写婚姻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马洛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贵族两次婚姻的失败。小说分为《真爱》与《尤迪特……和尾声》两个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真正的两个部分,《真爱》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一对已经分手的市民夫妻分别讲述失败的婚姻。《尤迪特……和尾声》则写于八十年代,以一对情人分别叙述四十年前的故事。表面上看,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世上不存在真爱,所有婚姻都是不完美的,但实际上,失败的婚姻背后却有着社会的阶级原因。正如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独白》中所言:“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

  男主人公彼得属于贵族市民阶层,在当时的匈牙利,“市民”概念既包括贵族、资本家、艺术家,也包括一般的小市民。尽管小说属于虚构,马洛伊一生的婚姻也很美满,但还是能看出这是作者本人心态的折射。马洛伊的母亲出身小市民,虽然家庭较为富裕,但仍被父亲的贵族家庭看不起,而母亲的家族成员始终不能忍受这种等级森严的生活,马洛伊的大舅公因此信仰社会主义,试图用博爱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并且把财产都捐给了工人运动。直到上了大学,马洛伊接受了平等观念,才摆脱这种对于母亲家族的歧视与羞愧。

  彼得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便是为了追求社会平等,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则是由于阶层矛盾。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属于市民阶层,但却是小市民,这个阶层更想要维护市民的生活方式,而她的丈夫却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的无聊和虚伪。受到人道主义与平等思想的影响,他爱上了家庭的女佣人尤迪特,以为这是他的真爱。尤迪特出身乡村穷人家庭,从小住在地窖里。她充满野心,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同时她又憎恨丈夫的贵族阶层,憎恨他们高高在上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内裤上织下自己的名字,身上有浓厚的甘草气味,不用手擤鼻涕,而是用手帕。在她眼里,他们整天百无聊赖,个个都患上偏头痛、消化不良和神经官能症,即使失去了一切,仍然要保持贵族的风度。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社会平等的观念会促成不同阶层的婚姻,但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会导致家庭矛盾。尤迪特憎恨丈夫身上的贵族气质,憎恨他从不强迫她,而是想要爱她。因为她知道,他是出于贵族的人道主义而爱下层人,所以她从未爱过丈夫。为了报复,她欺骗丈夫,拼命挥霍丈夫的钱。她永远不会谅解丈夫的阶级出身,这一点她是对的,爱情不可能出于追求社会平等的原因,何况在她眼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公平正义:

  我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金钱、宫殿、宝石而痛恨他们。我不是一个造反的无产者,也不是带着阶级意识的工人,根本不是……为什么我不是?因为我来自更底层,所以比起蛊惑人心的那些说法,我更清楚其他的东西。我知道,在所有这一切的最底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曾也不会存在公正。一种不公正消失,会有其他的不公正取而代之。

  尤迪特对于社会平等的认识在小说中的一位作家身上也得到体现,他是彼得的朋友,是故事的旁观者,也是马洛伊本人的化身。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尤迪特与这位作家曾在一起度过,他不相信任何革命能改变人类的天性,告诫她在未来的世界里,美丽将被视为挑衅,才华是一种煽动,个性则是恐怖活动,统治这个世界的将是丑陋、无能和没有个性的人。这也是彼得的看法,当尤迪特与彼得在苏军轰炸期间偶然相逢时,对于眼前的战争惨象,他似乎无动于衷,她问他:“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回答:“恐怕,人太多了。”这句话实际上饱含深义,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将成为多余的人。

  (下转B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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