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追忆(1)

　　说到中欧小国匈牙利的文学，大多数中国读者或许只熟悉裴多菲·山多尔（Petofi Sándor），那个写出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人，那个在184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诗人。此外就是凯尔泰斯·伊姆雷，曾获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至于与裴多菲同名的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我们就完全不熟悉了。世界文坛也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知道这位作家，或者说重新发现这位作家，把他誉为与卡夫卡、托马斯·曼、穆齐尔比肩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

　　在这个意义上，马洛伊是一位“落伍”的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在匈牙利国内长期遭禁，在流亡国外时他又一直坚持用匈牙利语写作，无人翻译出版，所以他去世后才被世人所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却似乎与那个世纪的主流文学疏离，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他生于1900年，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实都与时代有关。1918年匈牙利从奥匈帝国独立，他不久就离开祖国，前往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求学、结婚和写作。此后他回到匈牙利，居住了二十年，写出了许多重要作品。二战后期，他的六万册藏书在苏军空袭中全部被毁。1948年共产党执政后，他再度选择离开，经意大利移居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去。1989年2月，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家中饮弹自尽。同年10月，匈牙利恢复二战前的国名，转型民主制度。

　　马洛伊憎恶纳粹政权，但对二战后的新制度同样没有好感，拒绝其授予的职位与荣誉。在1972年出版的《土地，土地……》中，马洛伊解释了他再度离开匈牙利的原因，“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他在本质上属于从前的作家，那时的作家只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觉。就我读到的几部作品，他不像凯尔泰斯，既没有直接描写纳粹占领的恶行，也没有直接描写斯大林制度的暴政。他的生命似乎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停留在奥匈帝国瓦解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因此，他的创作不属于政治地理划分的东欧文学，而是属于中欧文学。当然，他也不属于卡夫卡、托马斯·曼、穆齐尔一类作家，尽管他是第一个卡夫卡作品的匈牙利语译者。他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既不现代，更不后现代。对读者来说，那是一个昨日的世界，一曲传统贵族社会消亡的挽歌。

　　“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

　　他是一个世纪的孤儿

　　马洛伊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这个城镇在一战后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他的祖先是奥匈帝国的贵族，曾参加过1848年的民族解放战争，家族原姓格罗斯施米德，“马洛伊”是十八世纪时国王赐予的贵族称谓。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律师和公证员，担任过布拉格的市议会议员，属于新兴的上层市民阶层。在经历了多年的欧洲漫游，马洛伊在1928年回返匈牙利，内心充满创作冲动，意识到：“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请注意“小世界”、“个体生命”的措词，这是理解马洛伊作品的关键。在他的印象中，他的一生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出于贵族文化培养出的一种文明的孤独感，他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世纪的孤儿。

　　在写于1935年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中，马洛依详细刻画了上世纪初家乡考绍的身份社会，那是“独特思想、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黄金时代”，城市在迅速资本主义化，到处是银行、教堂和楼房。他家租住在现代化的公寓，有电灯、暖气，同时保留了煤气灯和壁炉。“那栋楼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贵族、银行家与无产者比邻而居。马洛伊的家庭既保留了贵族传统，又恪守布尔乔亚的社会伦理。这个时期，社会阶级意识已经在匈牙利流行，阶级地位仍然重要，但贵族社会正处在瓦解之中，从前那种高贵、仁慈、忠诚以及尊重知识的贵族品格正在消失，让位于进步的自由平等观念。这使得马洛伊从小过着豪奢的生活，却又有着强烈的负罪感。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各种社会阶层，尤其是家庭女佣人。在他眼里，她们不属于“有自我意识的产业工人”，主人对她们比贵族更坏。在从前的贵族社会，家庭女佣人虽然地位低下，但却终身被看作是家庭成员，而在新兴市民家庭，她们却随时会遭到歧视和开除。“在世纪初富有的市民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并不像二十年后这样被故意用于激发人憎恨的口号。老爷们谈论穷人时的声调和态度，更倾向于垂下眼帘在自罪感中沉默。”当时的匈牙利还属于农业社会，有文化的上层阶级向往西方文化，平等观念已成为必要的社会教养。在学校和家庭，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都是要善待穷人，但“没有人去想，在这个生活安逸、财富积累、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市民阶层，穷人问题要比他们以为的严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无法彻底解决。”恪守布尔乔亚的伦理与同情底层社会的心理结合在一起，使得少年的作者融入不了任何阶层，感觉生活中缺少统一的道德规范。

　　马洛伊从小受到良好的贵族式教育，读完左拉、法朗士、莫泊桑、波德莱尔的作品。然而，他的青年时代却是从德国开始的，他在那里发现，西方人的“市民”概念与匈牙利人不同，没有明显的阶级含义，甚至连昔日的贵族也成为高谈阔论的革命家。这些人同情穷人，带着怀旧情绪憎恨自己的阶级。那是一个自由主义与通货膨胀的时代，工人、贵族、作家与革命者在一起聚会，谈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马洛伊本人也曾生活在工人中间，参加工人集会和贵族沙龙，讨论的话题都是政治与文学，就像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平等的思想是在贵族沙龙中产生的。在德国，马洛伊开始崭露头角，他给《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与托马斯·曼、茨威格、霍普特曼等名作家的专栏列在一起。

　　此后，他去了法国，那里的政治气氛更加浓厚。法国的作家已不再能影响时代的思考，他们只是在不断采用新的技巧。社会没有安全感，传统文明的根基正在动摇，人们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家身上，文学运动也被纳入政治范畴。他意识到，这个世界正面临乌合之众横行的危险，而他出生的阶级和伦理却在最后坠落。“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他反感市民阶层的庸俗，只想见证过去的时代，那时的人始终保持对道德的忠诚，“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与许多东欧作家相比，他的视野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一个世纪。在这个中欧的年轻人眼中，世纪初的西欧社会正陷入不安，它所流行的绝对平等观念注定要影响匈牙利的命运。

　　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将成为多余的人

　　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会意识到，马洛伊的观点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他痛感浪漫主义价值观颠覆了传统道德，质疑人类是否可以抛开从前的理想而存在。一百多年来，这种保守主义一直在政治、文化领域发出声音，但却归于徒劳。卡林内斯库曾概括五种现代艺术流派：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主义、刻奇（Kitsch,又译为媚俗，编者注）与后现代主义。这些艺术流派反映或批判了现代性问题。然而，现代艺术崇尚的仍然是时代而不是传统，是激情而不是责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所批判的价值沦丧。马洛伊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种现代派，没有任何现代意味，但却反映了一百多年来一个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一个现代派作家不会触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世纪的平民化过程与传统价值沦丧的关系。

　　这种平民化过程表现出社会平等的观念，也表现出阶层之间的融合与矛盾，它打破了从前的社会结构，甚至影响到家庭内部。在那部描写婚姻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马洛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贵族两次婚姻的失败。小说分为《真爱》与《尤迪特……和尾声》两个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真正的两个部分，《真爱》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一对已经分手的市民夫妻分别讲述失败的婚姻。《尤迪特……和尾声》则写于八十年代，以一对情人分别叙述四十年前的故事。表面上看，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世上不存在真爱，所有婚姻都是不完美的，但实际上，失败的婚姻背后却有着社会的阶级原因。正如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独白》中所言：“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

　　男主人公彼得属于贵族市民阶层，在当时的匈牙利，“市民”概念既包括贵族、资本家、艺术家，也包括一般的小市民。尽管小说属于虚构，马洛伊一生的婚姻也很美满，但还是能看出这是作者本人心态的折射。马洛伊的母亲出身小市民，虽然家庭较为富裕，但仍被父亲的贵族家庭看不起，而母亲的家族成员始终不能忍受这种等级森严的生活，马洛伊的大舅公因此信仰社会主义，试图用博爱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并且把财产都捐给了工人运动。直到上了大学，马洛伊接受了平等观念，才摆脱这种对于母亲家族的歧视与羞愧。

　　彼得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便是为了追求社会平等，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则是由于阶层矛盾。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属于市民阶层，但却是小市民，这个阶层更想要维护市民的生活方式，而她的丈夫却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的无聊和虚伪。受到人道主义与平等思想的影响，他爱上了家庭的女佣人尤迪特，以为这是他的真爱。尤迪特出身乡村穷人家庭，从小住在地窖里。她充满野心，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同时她又憎恨丈夫的贵族阶层，憎恨他们高高在上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内裤上织下自己的名字，身上有浓厚的甘草气味，不用手擤鼻涕，而是用手帕。在她眼里，他们整天百无聊赖，个个都患上偏头痛、消化不良和神经官能症，即使失去了一切，仍然要保持贵族的风度。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社会平等的观念会促成不同阶层的婚姻，但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会导致家庭矛盾。尤迪特憎恨丈夫身上的贵族气质，憎恨他从不强迫她，而是想要爱她。因为她知道，他是出于贵族的人道主义而爱下层人，所以她从未爱过丈夫。为了报复，她欺骗丈夫，拼命挥霍丈夫的钱。她永远不会谅解丈夫的阶级出身，这一点她是对的，爱情不可能出于追求社会平等的原因，何况在她眼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公平正义：

　　我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金钱、宫殿、宝石而痛恨他们。我不是一个造反的无产者，也不是带着阶级意识的工人，根本不是……为什么我不是？因为我来自更底层，所以比起蛊惑人心的那些说法，我更清楚其他的东西。我知道，在所有这一切的最底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曾也不会存在公正。一种不公正消失，会有其他的不公正取而代之。

　　尤迪特对于社会平等的认识在小说中的一位作家身上也得到体现，他是彼得的朋友，是故事的旁观者，也是马洛伊本人的化身。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尤迪特与这位作家曾在一起度过，他不相信任何革命能改变人类的天性，告诫她在未来的世界里，美丽将被视为挑衅，才华是一种煽动，个性则是恐怖活动，统治这个世界的将是丑陋、无能和没有个性的人。这也是彼得的看法，当尤迪特与彼得在苏军轰炸期间偶然相逢时，对于眼前的战争惨象，他似乎无动于衷，她问他：“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回答：“恐怕，人太多了。”这句话实际上饱含深义，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将成为多余的人。

　　（下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