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追忆(2)

　　（上接B04版）

　　马洛伊的作品不属于任何一种现代派，没有任何现代意味，但却反映了一百多年来一个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一个现代派作家不会触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世纪的平民化过程与传统价值沦丧的关系。

　　马洛伊将逝去的世界看作是最好的时代，他的情感已经渗透到过去的岁月中，这使得流亡的作家长期处于孤独的状态。

　　认同平等价值，留恋贵族伦理

　　匈牙利在历史上经历了很长的专制时期，一直处于欧洲文化的边缘，但却同样融入了现代的平等化趋势。自从裴多菲的诗歌诞生，民族与阶级的平等便成为匈牙利文学的主题。上层阶级的特权使社会越来越感到无法忍耐，将人们推向生而平等的思想。尤其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一切特权都应当受到理性的抨击。然而，由于没有政治自由，知识分子缺乏这方面的具体知识，只是热衷于普遍的理论，他们的思想往往脱离实际，这种托克维尔所说的文学政治使他们更倾向于受法国的激进主义影响，而不是受英国的经验主义影响。他们急于彻底改变社会，打破阶层的分界，但却不知道平等社会到底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在马洛伊的思想与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困惑来。

　　然而，马洛伊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最终还是救了他。他认同平等价值，但同时又留恋贵族伦理，这使得他能够很早就察觉到，伴随着平等口号而来的将是自由的丧失。当马洛伊在1948年离开祖国时，匈牙利驻瑞士使馆的人员对他说：“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他回答：“为了那5%。”也许在他心里，这个5%就是那些恪守贵族伦理的少数人。在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切尔纳克等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贵族气质。后来的历史证明，匈牙利人曾为社会平等的思想所鼓舞，陷入相互斗争。社会平等所导致的结果是道德的平民化与粗俗化，它对于自由的认知往往是谬误的。就像托克维尔曾针对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所总结的：“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下降。”最终，人们连曾经拥有的自由也丧失了。

　　显而易见，马洛伊的伦理主题离我们十分遥远和陌生，他所迷恋的那种注重尊严、忠诚和同情的贵族伦理早已不复存在。在历经一战、二战及后来的“平等”社会后，那些道德价值与他曾经熟悉的匈牙利一起消失了。马洛伊仍然关注着故乡，当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裴多菲的自由声音再度响彻街头。他在国外报纸发表文章，支持匈牙利人的反抗。在他看来，官方宣扬的社会平等从来都是一个谎言，他后来写道：“谎言，还从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这句话在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中也曾被引用，看来这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体验了。马洛伊的洞察不过证明了，被一个世纪所忽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由于坚持传统道德，并视其为自由的先在前提，因而往往比那些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更懂得自由的真髓。

　　没有自由的平等是虚假的，这样的平等有着比尤迪特更多的仇恨和贪婪。即使是憎恶等级社会的尤迪特，也不相信会有真正的平等。当新制度随着苏联军队的到来而建立起来时，身处下层阶级的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的了。从前的贵族对佣人偷东西睁只眼闭只眼，如今的新政权却拿走一切，还不许人们吭一声。就像她后来的一位艺术家情人所说，穷人现在属于人民，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属于他们。这是一个既不属于富人，也不属于穷人，而是属于“人民”的社会。最后，尤迪特与她的贵族前夫、那个作家以及她的艺术家情人一样，离开祖国，流亡他乡。

　　马洛伊将逝去的世界看作是最好的时代，他的情感已经渗透到过去的岁月中，这使得流亡的作家长期处于孤独的状态。西方社会对他来说同样格格不入，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结尾，尤迪特的艺术家情人在纽约遇到落魄的彼得，两个匈牙利人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那位艺术家对彼得说，阶级矛盾在西方已经有了新的形式，有钱人绞尽脑汁，说服穷人分期付款购买商品，极力要把穷人变成富人。但是，他们之间精神上的对立依然存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阶层从来没有形成过共同的价值观。

　　那么，马洛伊的作品还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吗？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就现代人的价值而言，作者通过那些充满怀旧情绪的作品，说出了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事实：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平等的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曾经主导社会秩序的贵族道德消亡了，它已经不再可能成为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但问题在于，随之兴起的平民价值观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高尚的地方，让人们能有尊严地活着。它太崇尚粗野、愤恨和激情，而不是优雅、宽容和智慧。马洛伊最终得到世人的认可，他作品的价值被重新发现，这或许表明，他所揭示的主题触到了现代人的痛点，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蔑视人道主义的世界。

　　□景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