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遗忘——我们应有的反思(2)

　　（上接B12版）

　　怀旧

　　像影子一直跟着我们

　　新京报：那么“怀旧”的现象该怎样在这样的语境中被理解呢？

　　阿莱达·阿斯曼：关于怀旧，我参与过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叫做“后帝国国家的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分化出了七个“帝国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这些帝国国家的殖民地逐渐分崩离析了。“后殖民”正对应着“后帝国”。由于原来的殖民地都变成了独立的国家，不再完全依附于己，欧洲的那些国家便多少陷入到一种失落的情绪之中。

　　比如英国，离开了它庞大的殖民地，英格兰本身实在只是一个小岛，而如今威尔士、苏格兰也都纷纷想要分离出去。由于不再是它们之前那样，后帝国国家普遍都存在着一种“怀旧”情绪。不过“怀旧”也可能会具有一种批判性的潜能。如果能记得“过去”，就可能为“现在”提供一种可选择模式，一种新的期待视角。

　　新京报：这种“怀旧文化”是否还跟消费主义的推动有关？

　　阿莱达·阿斯曼：你所说的用“复古文化”（retro-culture）这个概念更加准确。在市场经济中，事物的情感价值来源于稀缺性。什么东西不在那里了，那么它就会自动在市场中取得它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又开始收集黑胶唱片。稀缺就是市场所遵循的原则。

　　当然有时它也与代际记忆有关，一代人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曾生活经历过的情境，对于过去生活的怀旧像影子一样会一直跟着我们。而有关这些情境的要素会被市场所利用，反复地生产出来。而正如刚刚我们谈到的，由于现代主义正建立在不断的、剧烈的变化之上，导致事物不断地被“去价值化”，同时反向的“再价值化”过程也随之进行——事物的消失和复现都更加频繁了。

　　历史

　　德国记住了，日本遗忘了？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屠杀似乎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共同的文化记忆，而类似的比如在中国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就只成为了民族内部的记忆。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要被完全保存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首先，犹太人作为受害者保存了这段记忆，这是第一阶段：这总是需要先由受害者来完成。直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亚美尼亚人都还或多或少保存着他们的记忆（注：此处指1915年前后奥斯曼土耳其对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的有计划屠杀，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50万）。

　　之后是德国人作为施害者参与到这个记忆的过程；而相反，土耳其人至今都在否认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希特勒在1939年宣称“如今谁还会记得亚美尼亚人的悲伤呢？”他通过这个来表达“我们可以杀害任何人、任何民族，而如果我们掌握了权力，就能使人们遗忘”。所以在记忆的第一阶段，受害者必须主动地将它保存下来，施害者才不至于逃脱罪责。

　　受害者必须要创造出一种对话性记忆（dialogic memory），使得另一方有可能加入到这个记忆中来。对话性记忆是综合的，它不是从单一角度出发的，而是将双方的记忆都纳入进来。当然首先施害者需要承认所发生的事情，受害者才能自由地将他们的故事讲述给公众。

　　不过需要提及的是，对犹太人的屠杀施害者并不仅仅只是纳粹，还有许多在当时顺从于纳粹的欧洲国家。有一些国家，像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暴行，他们借助“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惯常的历史表述掩盖了自己的罪行和责任。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法国，承认了就算不出于纳粹的胁迫，他们也自发地对犹太人进行了加害。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是积极地遵从纳粹的犹太人政策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段历史记忆形成过程中缺失掉的一部分，那就是欧洲国家普遍的与纳粹的共谋关系以及个别国家自发的反犹行为。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单凭纳粹是不可能犯下如此浩荡的罪行的。而这就是记忆中潜藏的遗忘。

　　新京报：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对话性记忆尚未完成？

　　阿莱达·阿斯曼：有部分日本人至今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怀有一种英勇的态度，尽管他们战败了，但他们并未疏远这段历史并像德国人那样将之视为邪恶的。对于德国人，二战首先是他们不愿意忘记的过去，因为它是他们历史的一部分——但他们转换了这段历史的价值——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过去与现在进行了切分。但对于许多日本人，过去和现在还是一个延续的关系。当年纳粹树立的一些纪念碑都还在，但是它们已在回溯的视角下变成了罪行的证物。这种转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日本人还没有完成这一价值的转换。

　　在德国，可以说“欧洲”成为了一个所有事件发生的框架。因为现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了，而是在一些共同价值（比如“人权”）的缔结之上彼此协同合作并建立了欧盟。如果我们分享了这些基本的价值，创造出关于过去的交流语境就会容易得多。但我在东亚并没有看见这样的共同框架和联盟组织。或许，如果每个国家都能疏离自身对过去所固守的价值，并在共同历史中为其他国家保留一点位置，事情便会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