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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认为,在利用互联网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正好处于转轨的时期。
今年是“互联网+”元年
新京报:这一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有哪些变化?
邬贺铨:年初的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一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很多跟互联网有关的文件,比如云计算、大数据等等。非常密集,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个这样的文件出台。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互联网+”计划。从中央来讲,期待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候,起到增长引擎的作用。
所以,今年是“互联网+”元年。过去我们说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现在干脆直接把“互联网+”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新京报:中国把“互联网+”提到如此高度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邬贺铨:首先,全球进入到一个大数据、智能化的互联网时代,技术推动互联网从面向消费应用,转到面向产业应用发展。其次,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国家都探求怎样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有部电影叫《致青春》,有人说现在是“致我们即将逝去的经济发展的青春期”。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一个告别青春期。在利用互联网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的机遇,因为我们正好处于转轨的时期。
中国还不是大数据强国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大数据?
邬贺铨:说白了,大数据就是怎么利用充分的信息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过去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收集信息要靠调查,要靠统计部门统计。现在互联网随时随地产生信息,可以随着网络的发展自动搜集,能够掌握的信息比原来更多。大数据本身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决策都必须从实际出发。
新京报:中国大数据的现状是怎样?
邬贺铨:中国名副其实是大数据的国家,但还不是大数据强国。因为很多数据存上来了,但没有很好地分析运用。比如说,数据分析技术还没有那么高。另外,就算能分析数据,能不能改变过去长官意志的决策方式?这些都是大数据发展中遇到的障碍。
新京报:各种网络应用每时每刻都在收集每个人的生活数据,这是否会对人们的信息安全造成影响?
邬贺铨:一般人没必要担心这方面的信息泄露。他们关注的是群体,关注大众喜欢什么。至于官员和明星等公众人物,当然会有这方面的风险。
中国是负责任的网络大国
新京报:这一年中,你感受到互联网带来哪些变化?
邬贺铨:在消费互联网方面,中国走得越来越快。一些互联网企业已经把它在消费互联网里比较成功的应用,推入到政府。
第二个变化是分享经济兴起,比如说滴滴打车,用网络约车的方式来把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把分享经济写到全会的文件中去,也就是说党中央是认可并且鼓励分享经济的。当然,分享经济不仅仅是出租车,还包括住房、医疗等。
第三个变化是,今年一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通过收购兼并,把产业链不足的短板填补起来。比如阿里收购优酷土豆,滴滴和快滴组合等等。
第四,网络安全的威胁有增无减。对个人而言,在网络上被诈骗的风险依然存在。
新京报:你对今年的互联网大会有什么期待?
邬贺铨:这届互联网大会,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打造一个我们过去提出的,互信共享的互联网世界。过去世界上对中国互联网治理有很多片面的理解,我们会希望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宣传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政策和理念,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我们要呈现,中国是一个共同利用互联网、维护互联网的重要国际力量,是一个负责任的网络大国。
新京报:对于下一步的互联网发展,你有什么期待?
邬贺铨:技术上会按照十三五规划加大信息发展的投入,更好引导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结合。同时,还要改革我们现在社会上不利于互联网发展的环境。另外,还要推动政府数据的开放,改进政府对网络的治理。我们既要强调网络是管得住的,也要弘扬网络的正能量,让互联网真正健康地服务于这个社会。
网事
壹
新京报:你手机里有多少个APP?最常用的是哪个?
邬贺铨:20多个,有地图、航班、铁路、天气、手机管家、健康顾问等应用。最常用的是微信。
贰
新京报:你网购吗?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邬贺铨:有网购。买过的大件是空气净化器。
叁
新京报:你最常用哪种方式上网?
邬贺铨:大部分时间是用电脑上网。手机是看新闻,查航班用。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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