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家训下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2)

　　（上接B02版）

　　汤一介

　　何处惹尘埃

　　汤用彤对时势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比如他的学生向达——在一份文件中，被定义为“硬骨头”——被划为“右派”，汤一介写道，“他本可推托生病不参加批判，但领导找他，也就答应了”。学者赵白生认为，“杨沫（的儿子）也写过《忏悔录》，但真正能做到忏悔的是汤一介，他敢于把家人的孤陋抖搂出来。”

　　1963年“五·一劳动节”，汤用彤登上天安门观赏焰火，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次年，汤用彤病逝。他断然不会想到，“文革”爆发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儿媳、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写道：“我真是从心里庆幸他已于1964年离开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这或许也是汤一介当时“无法理解”的世界。1943年春，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时，同学余绳荪拿来一本《西行漫记》，“大家一起读”，越读越感兴趣，虽然对“革命”一点不懂，但觉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余绳荪提议不如去延安看看，于是，汤一介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个金表等，另一位同学偷了副金镯子，卖了一部分，五六个人相约而行。结果，到了贵阳就被抓了起来，关进了警备司令部。

　　商量该怎么办时，想起箱子里带着《西行漫记》。“不知谁看到我们住的小房间的地板上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说我们因对联大附中不满要到重庆念书。”

　　被教务主任接回昆明后，汤用彤并没有责备汤一介，而是联合几位家长写信给校长，“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多年后，谈及这段“西去延安”的经历，汤一介说：“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然而，1957年，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文革”甫一开始，她又成了“翻天右派”，汤一介则是“走资派黑帮”。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汤一介“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站到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乐黛云写道，“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

　　“文革”中，汤用彤珍藏的成套佛经，每函被抽出一本检查，有去无回。十年间最窘迫的时候，汤一介卖掉父亲送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得到六百元。救了燃眉之急，他还不时“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满脸的凄惶”。

　　与此同时，整个事态的发展，越发不可收拾。汤一介要接受批斗，每天还要在校内劳动，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之后，他和乐黛云、儿子汤双，与北大两千余名员工一起，下放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文革”前后，汤家和冯友兰家是邻居。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目标很大，每次被批斗时，汤一介往往也要“陪斗”。他最怕冯支持不住，由凳子上掉下来，没想到“却像一块磐石一样，站着一动不动”。“文革”后问起当时的想法，冯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两人相对大笑。

　　直面历史，重燃思想火焰

　　与彼时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汤一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1949年之前，他为追求真理，探讨人生意义，拥抱了哲学。1949年后，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生活给了我这样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记那些由前苏联输入的教条。”

　　此后，汤一介积极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1973年，刮起了一场所谓“反右倾回潮”风暴，他担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关部门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员调到“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中，便“很高兴”地加入进来。没想到，掉进了“梁效”这个深渊。

　　因为有躲过批判的“私心”，在“两校大批判组”，汤一介很卖力。另一部分人“批林批孔”，他和学者周一良等人，主要编材料，包括参与《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有时到各处去宣讲。江青曾让他们到林彪住所查看他的图书，要找一些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话，却发现其藏书竟有七万多册，使他们“吓一跳”。

　　在“批判组”，汤一介和其他人一样，都在“紧跟”、“迎合”。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第一个想法是，“我们不知应该跟谁了”。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两年后，“渐渐地有了一些领悟”，到80年代初，“较为彻底觉悟了”。

　　这段历史，汤一介几乎不在人前提起。在遗作《我们三代人》一书中，他开篇即说“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接着用1.2万字的篇幅首次诉说个中细节，连乐黛云都大感意外。新书出版座谈会上，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张耀南说，“……面对问题，他不是怪罪环境，而是充满自责，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罪己’的传统，放在中国整个文化背景下来理解。”

　　如何面对权力，是儒家的根本性困境。“觉悟”之后，汤一介“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他要找回“自我”，“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在袁伟时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标志着汤一介自我的觉醒。书院编选书籍，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办讲习班，是当时推动“文化热”的代表性力量。郭齐勇参加过第一期讲习班，梁漱溟、冯友兰等人来上课，他感觉“很兴奋”，“当时我们对自家文化的理解还是教条的、批判的，这期讲习班给我们触动很大，扭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

　　1983年，汤一介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旨在破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模式”。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纷纷面世。晚年，汤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编纂工作，主持这项全面收藏儒家经典的巨大工程，他形容自己“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去年1月，汤一介还结集出版了《瞩望新轴心时代》，从西方文化反观中国，学者杜维明评价他，“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全球化谱写了发人深省的乐章”。 正是在该书发布会上，他觉得自己“一生中间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被浪费了”，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因而接连强调要“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潜力”。

　　当年9月，汤一介去世。紧跟祖父、父亲，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汇通中西古今之学，重新燃起思想的火焰，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责任。”

　　对于“生死”，大概在二十岁时，汤一介就参悟过。在一首题为《死》的小诗中，他写道：“春天死了/来的不是夏日/母亲生我/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

　　（本文参考了《我们三代人》、《汤一介散文集》、《乐黛云散文集》、《汤一介学记》、《汤一介传》、《燕南园往事》及《跨文化对话》第34辑汤一介纪念专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的乐黛云演讲速记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