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宾娜·博德 记忆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遮盖了

　　献完花圈，西德总理勃兰特默立于纪念碑前，就在他垂首致意的瞬间，忽然跪到了地上。这一幕被称为“华沙之跪”，发生在1970年12月7日；45年来，它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对纳粹罪行的清算与忏悔因此高潮迭起，持续至今。

　　与此同时，因纳粹罪行而不断堆积的负罪感和羞愧感，却使得人们长久忽略或者说有意“深深隐藏”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该如何理解、认识、面对“作为受害者的德国人”？与清算纳粹不同，这个问题的展开与深入，要滞后得多。在家里，人们偶尔被迫说出一点战时的经历，但往往三言两语；在公共场合，则保持沉默。

　　德国学者萨宾娜·博德从“战争儿童”的角度，掀开了这个沉默的未知世界的一角。2004年，《被遗忘的一代：战争儿童访谈录》面世，今年9月，中文版引进。通过走访与写作，她着重探讨了战时记忆如何影响、折磨“战争儿童”甚至他们后代的一生。

　　格拉斯的《蟹行》成“战争儿童”研究转折

　　博德1947年生于德国科隆，她的父母在二战期间“度过了他们最好的年华”：父亲在波兰占领区开了一家武器工厂，母亲生了三个儿子。他们是战争年代的受益者，德国战败让他们感到沮丧，但“他们一直到死都捍卫希特勒德国”。

　　“对我来说，这是难以容忍的，因为在学校里，老师教给我的是另外一种视角。”尽管把自己看做是和平年代的孩子，但从学生时代起，博德就“对德国的过去以及战争对当今社会和我的家庭的影响产生了兴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博德开始接触、研究“战争儿童”问题。1992年爆发的波黑冲突，博德从电视上了解到战争中儿童遭受的苦难，随之产生了一连串疑问——那些德国的‘战争儿童’今天怎么样了？他们的童年经历同样充满暴力、轰炸、逃亡、饥饿和失去家人，他们是怎样挺过来的？这种经历又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影响？

　　开始的研究并不顺利，在博德之前似乎没有什么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也找不到相关的史料、数据或者调研报告。博德只能利用各种机会采访当事人，有时会导致对方的强烈反应，觉得博德是想“伤害”自己。“我接触到的人里，十个有九个不愿意回想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他们只想讨论纳粹的罪行。从一开始，他们就反对我的项目。”

　　不过事情依然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不论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还是2001年的“9·11”事件，都勾起了德国许多老人对战争的可怕记忆。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出版了小说《蟹行》，在书中，他坦言，对于“作为受害者的德国”这一话题，自己已经沉默了太久。格拉斯写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是因为自身的罪责过大，忙于为之忏悔而对自身所遭受的重大苦难避而不谈。这种过错简直闻所未闻……”他成功地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德国受害者身上，德国内外引发了“大辩论”。

　　读到这篇小说时，博德清楚地意识到“转折的时刻到了”。从此，关于战争的大量的回忆，犹如地火，喷涌而出。对于“战争儿童”来说，战时记忆不再是心头重负，他们可以通过回忆、写作、对话交流，慢慢“减压”。

　　妈妈告诉她“你什么也没看见过”

　　在博德访问的当事人中，古德伦·鲍曼是一位前芭蕾舞教师。鲍曼出生于1937年，她回忆起四岁时的一段经历：一次空袭后的夜晚，整个城市火光冲天，到处都在燃烧，她看见家对面的房子“整个烧着了”，“摇摇欲坠并发出很大的声响”，她害怕地大声呼喊妈妈。她的妈妈过来，安慰说：“转身冲墙，那样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闭上眼睛！”鲍曼很希望妈妈能留下来陪她，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听到多次强调的那句话——“你什么也没看见过”。

　　空袭期间，鲍曼养成了“不去看的习惯”，这实际上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她很容易忽视生活中的事物，晚年变得非常健忘，在别人看来，很难相信她真的如此健忘，“很多重要的关系因此而中断”。

　　不过，自追忆童年岁月起，鲍曼就重复做一个梦——她渴求着一副眼镜——实际上，她一直都有。鲍曼因此得出结论，要学会正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在重新回忆童年旧事的过程中，心理障碍得以减轻，“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却极大地缓解了她精神上的压力”。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经历。

　　“战争儿童”指的是在1930年至1945年间出生的德国孩童，至少有数百万。博德称，不久前，德国还流传着“儿童不可侵犯”的“神话”，根据传言，儿童不受可怕事物的影响，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因为他们还小，没有记性。然而，大量案例表明，“战争儿童”深受战时记忆的折磨，灾难发生时年龄越小，遭受的苦痛就越深，“那些出生于40年代的儿童，尽管他们很少或根本已不再记得战时的情景，但因此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却是最大的”。空袭、俯冲轰炸、家人离世、被驱逐和饥饿，这一切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了巨大影响：经常性地情绪低落、多疑，恐惧感、不安全感挥之不去，与其他人关系淡漠等。

　　“事实上，这种创伤的经历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脑海中，就像成年人所经历的那样。这些创伤的经历牢牢锁定在大脑中负责身体机能的领域。但是，这个精神创伤可能同样作用于负责呼吸、心血管系统的规范运行或内脏器官控制的中枢神经机制，可能引发精神压力方面的疾病，比如‘心脏紧张’、呼吸短促以及哮喘。”

　　她接着强调：“我和那些患有遗忘症的人交谈过。他们最早只能回忆起8岁到10岁的儿时情境。尽管如此，这些经历还是在脑海中保存起来了。记忆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遮盖了。年纪越大越难以自抑。”

　　时间已经来不及，他们是最后的战争幸存者

　　更重要的问题不容忽视。“直到今天，许多历史学家还反对将德国战争儿童看做受害者。”博德坦承。她访问的另一位当事人露特，30岁时进行了第一次心理治疗，但“心理分析师不愿意听到战争”。这就是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环境——对于“战争儿童”的心理创伤，德国社会长时期游离于“体质问题”、“营养不良”、“黑色教育”等——在露特这一案例中，医师关注的，是她与父亲紧张的关系，追根溯源到父母的专制式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前后，精神创伤的研究、治疗得到关注，有的学者提供了一套心理稳定性训练方法，这“对应对充满压力的日常生活也是效果显著的”；有时，当事人和家人一起“对心灵深处的创伤背景进行挖掘和整理”，化解被威胁感、不安全感的影响，也能治愈这类精神障碍。更多研究项目获得了经济资助，去年还有媒体报道，德国将对二战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儿童发放2500欧元抚恤金。

　　然而，博德发现，“大多数相关人员都不相信有人能帮助他们。他们不信任这些治疗方法，害怕治疗以后情况更糟，所以拒绝接受”。所谓“战争儿童”，年纪最小者已届古稀，相比于心理疾病，衰老、死亡本身，更不可阻挡。博德说：“现在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战争儿童已经是最后的战争幸存者。”

　　博德的研究，最终以和平为依归。她问露特：“如果这场战争从未发生过，你现在会是什么样的？”身心受到战争严重伤害的露特笑了，回答道：“这算个什么问题！好吧——我想我肯定会有一匹马，我会骑着它在海滩驰骋。”（感谢德国文化学者李伯杰及其学生胡正华协助翻译）

　　“6%到8%经历过战争的人，儿童时代流离失所，现在饱受精神疾病折磨，尤其是创伤后精神压力症。与此相反，瑞士收集到的相似数据表明，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里，只有0.7%的老人患上创伤后精神压力症。”

　　——萨宾娜·博德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