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历史的民族、田野与关怀

　　2015年12月13日，这个对中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记忆来说至关重要的日子——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曾经着力研究并阐发民族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蕴的一位老者将他最后的人生奉献给了毕生关注的印度尼西亚，他作为学者的一生并不平坦，曾因为得罪研究对象国的军政府而被禁止入境数十年，也曾在大国力量以及东南亚各国政治军事角力中因深感学术与政治的彼此纠缠而迷茫，但他一直在坚持，最终实践了从学术的田野始，自真实的田野终的期许，令人感慨和钦佩。他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

　　他者与他域

　　回望安德森的人生历程，我们会发现，他远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学院人，他的经历充满着“边缘”与“被边缘”的色彩。他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中国云南，年轻时代跟着家人在欧洲的地方生活，大学时代又偏偏学习古典文学，之后却投入东南亚研究，后来又遭军政府驱逐，不得不在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研究，但正是借助这一区域相关研究的助推，最终成就了他民族主义研究的宗师地位。在他的“边缘”与“被边缘”经历中，所折射的则是他对“他者”和“他域”的认知，这在他的研究和思考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种观念基础之上，借助20世纪50年代美国东南亚研究中的现实动力，年轻的安德森在他导师的支持之下从真正意义上开辟了区域研究的新视野，并进而赋予了东南亚这一区域本身的主体性，正如安德森本人在《比较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时候，印度尼西亚在某些方面或许是特别的，但它总是被放置在东南亚框架下来思考和研究。这个框架恰恰受到越战那些年头的经验的强化，当时，对差别迥异的国家与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在不同程度上被迫作为东南亚专家采取主战或反战的立场。这不光是为了知识或政治的理由。不论我们个别的学术研究兴趣是什么，我们在一起走向成熟，一起学习研究，阅读和批评彼此的作品；我们以某种方式被一个东南亚拴在一起，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帮着赋予那个东南亚某种现实性”。正是这种对于研究对象和区域的“入戏”，使东南亚这一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带在学术领域不断产出新的概念与范式，并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其他区域的相关研究。与此相对照，在我们的很多研究中，区域的主体性和现实性问题往往是被有意或无意遗忘的，区域本身只是作为研究对象本身而存在，除此之外不具有任何价值。例如，在我们对中亚的认知当中，就存在着类似的问题。重新回望安德森的实践与努力，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研究客体，也将能更好地认识我们所研究的区域及其意义。

　　实体与想象

　　与安德森的东南亚研究尤其是印尼研究相比，国内学界更为熟知的是他对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象与思想的研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安德森被贴上了“想象论”的标签。但实际上，安德森并没有完全将民族的形成归结于想象，在他的基本论断中，“这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之所以是想象的，在于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同胞，但是，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个成员心中。它之所以是有限的，在于即便是最大的民族，其边界也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它之所以是拥有主权的，在于这一概念在诞生之时，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正逐渐摧毁古老皇朝的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民族本身要得以发展，就不得不在宗教多元主义的氛围下面对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其所支配范围和领土空间之间不一定重合的现实，就使得民族成为梦想中的自由所在，而衡量这种自由的尺度和象征就是主权国家。它之所以是一个共同体，在于尽管每个民族内部都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衡，但它总是被设想为一种具有深刻、平等的同志之爱的群体，而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的数百年时间里，驱使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之而流血牺牲。可以说，他的这种论述在“想象”之外，还强调必须具有相应的历史维度以及领土空间特征，如果缺少了这两种，那么，想象并不能凭空造出一个民族，也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民族主义的几大浪潮。对此，正如《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文版译者吴叡人所指出的：“安德森虽然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他同情和尊敬一切反帝、反压迫的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奋斗，但也清清楚楚地了解这些运动随时有堕落成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危险。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并不是解构民族认同。正如同他在本书正文前所引用的沃尔特·本雅明的警句‘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所提示的，安德森所关切的‘职责’是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historicize）与相对化：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对他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和平共存，也成为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者对研究成就的最高期许，也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状态的基本期待。

　　同情与关怀

　　作为一位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领域提出颠覆性观念并提供完整论证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其本人独特的经历和学术分析路径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边缘人”如何通过行动与叙事进入世界主流知识话语的故事，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当代可资学习的案例与榜样。在如今这个中国对外知识需求和视野亟待拓展和升华的时代，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田野实践，来真正从细节角度去了解和认识周围的世界，形成我们新的、超越传统外域观的对外知识视野，就成为我们真正介入与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前提与基础。

　　作为一种人文研究，尤其是跟当代政治与思想息息相关的人文研究，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思考无法穷尽，也难以达成共识。尽管世界上有许多研究者力图质疑、挑战甚至再次颠覆安德森的相关理论论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只要涉及关于近现代民族以及民族主义的话语及历史，在学术和思想的维度下，就不可能绕过安德森的思考与论述，因为他的这些研究本身就是嵌入历史的，是在历史维度基础之上的田野实践与理论抽绎。这种田野与理论中充满着对于弱者的同情与理解，充满着对于不平等的霸权的憎恶与抨击，而在弱者变强之后，则又警惕新的强者对于弱者的压迫与欺凌。

　　这是一个学术增长点从边缘不断喷涌的时代，也是一个边缘人不断走向中心位置的时代，更是一个边缘地带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时代。在安德森等相关研究者的努力之下，曾经缥缈混沌的“东南亚”区域如今已经成为人所尽知的地方，曾经这块少有人关注的世界体系依附地带如今已经产出了格尔茨等学术大师和诸多新的学术概念，曾经充满内部竞争与冲突的这一地区如今正有序地进行着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这是安德森当初未曾料到的，但一定是他期待看到的，因为只有这种和谐与稳定，而不是破坏与冲突，才能真正“容得下”他的关怀。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