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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玮 大部分人,不再保有18岁前的可爱至真

2015年12月2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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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
作者:丰玮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5年11月

  在《九月里的三十年》出版五年之后,丰玮缓缓推出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B.A.D.》,这一次她更换了使用多年的笔名“讴歌”,而变身为丰玮。

  《B.A.D.》这个书名来自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Busy,Anxious,Depressive,对应了中文的忙碌、焦虑和抑郁,丰玮在书中称之为B.A.D.综合征。这是她杜撰出来的一种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疾病。而这本书的故事现场则是一家跨国制药公司的营销部门,挤满了各色人等,有明弓、安箭(暗箭)、万仞(一把名剑)……书中很多人物的名字来源于武器。因为丰玮曾经作为一名营销人员所接受的培训里,都充满了战争术语,这些人之间产生的张力和发生的故事构成了这样一本书。或许有人会因为这样的书写背景而把这本书定义为职场小说,但那只是最初的表象,在这本小说里,作者思考的是如何在现实世界里防止异化,如何在生命里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谈新书

  职场小说只是它的一个标签

  新京报:《九月里的三十年》带有很强的青春色彩,但这回的新作开始更多关注于职场,最初想要写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丰玮:最浅显的原因之一,是几年前我被别人强迫看了《杜拉拉升职记》,觉得作者把职场写得太简单、太平面了。当时的职场小说主要有两类:像《杜拉拉升职记》过多地写出了职场的阳光面,一个年轻女孩积极主动、追求绩效、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成功,还能获得爱情;像《圈子圈套》这类商战小说过多地写着职场的计谋和暗面,获得成功似乎一定要牺牲他人。然而,职场不止这些,它其实是复杂的、丰富的、多面向的,是现在几乎每个现代人走出学校、来到社会都要经历的一件事。如果有一个其实不适合在公司里混的人,如果有一双异质的眼睛,进来观察,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新京报:你会把《B.A.D.》定义为一本职场小说吗?

  丰玮:其实不是,应该说肯定不是。职场小说只是它的一个标签,会有一些人把它归类为职场小说。但我只不过写了一个异质的人,一个边缘感很强的人,一个其实很难在职场中混的人,走进公司之后的各种撕扯、调和、调距,当然,大多数人并不会像这本书里写的这样极端。不同的人,会在这本书里读出不同的标签来。我的前同事们认为《B.A.D.》是写公司生活的,但当他们热切地读到这本书,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有一些人,在书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可能会心一笑。一些纯文学爱好者,可能会读到在这些层次之外的其他,在职场这个维度之外,还有更多层次的内容与隐喻。那才是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根本力量。

  谈异化

  群体会用各种方法让个体成为它的一部分

  新京报:真的有“B.A.D.综合征”吗?

  丰玮:B.A.D.综合征是我杜撰出来的,是把现代文明之下,很多人忙碌、焦虑、抑郁的状态夸张化之后的一种疾病综合征。医疗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文明病”的解决方案,但也可能是在制造一些疾病。从前,有人把“抑郁症”这类疾病讥为“娇生惯养”的病,但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已经无法靠自己的改变跨过“抑郁症”这道槛,这时需要一种物理性的力量,比如吃药,来拉他们一把。

  新京报:那你为主人公设定的“过敏性词语症”呢?

  丰玮:主人公明弓的“过敏性词语症”已经有了生理上的表现,比如她听到一些词语会感到恶心,说它是一种病,其实也是某种反讽。人类不需要人为制造出那么多病,也不是所有病都需要治疗。明弓的“过敏性词语症”,可以看做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说的“语言瘟疫”的对立物,现在人们对词语的使用过于轻率、随便,甚至粗暴,而对于词语的在意和敏感,就是抵御语言瘟疫的抗体。

  新京报:你在书里多次提到“赤子之心”,明弓不适应职场,对一些词汇极其敏感,晚上回家之后希望回归赤子之心。对你而言,“赤子之心”意味着什么?

  丰玮:书里有一些词,是现代人不再花时间琢磨的,包括“赤子之心”、利玛窦的“记忆之宫”等等,对我来说,它们还是很有意思的。在我看来,怀有“赤子之心”的人,是没有被异化的人。我们大部分人,长大以后进入社会都是渐渐被异化的,接受社会的各种暗示,并从而改变形状、表情和眼神,很难保持早先的纯粹状态或18岁之前那些可爱至真的东西。一个人进入公司,或者进入任何一个群体,他就会被一点点暗示、侵蚀、打磨,或者一层层被油彩敷上,群体会用各种方法让个体最终成为它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人乐于适应这个过程,甚至很享受。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种异化?

  丰玮:我自己尽可能对这些异化保持清醒——无论是公司对我的异化,还是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异化,就像小说中明弓最初非常抗拒使用黑莓手机。但有时会倒吸一口气的是,我也被一点点侵蚀了。在三四年前,我抗拒对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如今智能手机主宰世界,的确改变了太多人原来的生活。而我一直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赞赏和雀跃之事。

  谈职场

  最好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离开

  新京报: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你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一直在试图探讨和追问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你看来,个人与世界的理想关系是什么样的?

  丰玮:更准确地说,不仅是我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也是和自己在意的人们进行一场隐秘、纯粹、深入的交谈。这一次的交谈,是关于语词和文字,关于个人和群体,关于个性和异化。职场只是它作为故事的一个载体。在我看来,个人与世界的理想关系,像现在这样:一边经历着,同时有一只眼睛观看着自己——这样的关系就不错。经历是重要的,这增加了书中的明弓以及我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维度,变得更加多面向。其实,经历职场,也是经历人生,在职场里体验人性更复杂、丰富的层面,职场里不尽是商战、过河拆桥,也有善良的、感人的。只是,最好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离开。我固然非常欣赏一直保有纯粹的天才,但对于大部分平凡的人来说,我们往往要在经历一些世故之后,才能更有力地保留一些纯粹。

  新京报:所以你在今年选择了离开?

  丰玮:我对自己还算满意的是,能在适度经历之后,选择离开。如果你问我,职场这段经历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我比原来更像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我特别欣赏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描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既非它的奴隶,亦非它的领主。行为举止得体有礼,如你是你真实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客人一样,谨守客人的本分。”

  谈人生

  仍旧相信某些东西

  新京报: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在导读里提到,这本书原本还有另外两个名字,最后为什么选了《B.A.D.》?

  丰玮:另外两个名字叫《一人分饰两角》和《再见,21世纪》。最后编辑选了现在的名字。可能就像唐诺说的,这不是一个再能起出《理智与情感》这样名字的时代了,“兼有古老时代的笨拙和书写美德”的小说基本命名方式已经结束了。我个人比较中意“一人分饰两角”,唐诺说这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意念”,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它最初其实是一首粤语歌名,一直在我心头萦绕,直到动笔开始写。

  新京报:医学背景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丰玮:从前,我认为医学背景给自己写作的影响是:理性与温情兼备。现在,我倒是常常想起这么一句话:小说家过日子的时候,其实不是完全在过自己的日子,他一直有一只眼睛在看着自己。我觉得,医学的训练或许让我有一只眼睛在旁观或解剖自己在经历的事。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痛苦吗?可能因为医学背景的训练,其实可以和所谓的痛苦相处。而且,对异化保持尽可能的清醒,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这背后,可能还是因为:仍旧相信某些东西。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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