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玮 大部分人，不再保有18岁前的可爱至真

　　在《九月里的三十年》出版五年之后，丰玮缓缓推出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B.A.D.》，这一次她更换了使用多年的笔名“讴歌”，而变身为丰玮。

　　《B.A.D.》这个书名来自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Busy，Anxious，Depressive，对应了中文的忙碌、焦虑和抑郁，丰玮在书中称之为B.A.D.综合征。这是她杜撰出来的一种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疾病。而这本书的故事现场则是一家跨国制药公司的营销部门，挤满了各色人等，有明弓、安箭（暗箭）、万仞（一把名剑）……书中很多人物的名字来源于武器。因为丰玮曾经作为一名营销人员所接受的培训里，都充满了战争术语，这些人之间产生的张力和发生的故事构成了这样一本书。或许有人会因为这样的书写背景而把这本书定义为职场小说，但那只是最初的表象，在这本小说里，作者思考的是如何在现实世界里防止异化，如何在生命里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谈新书

　　职场小说只是它的一个标签

　　新京报：《九月里的三十年》带有很强的青春色彩，但这回的新作开始更多关注于职场，最初想要写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丰玮：最浅显的原因之一，是几年前我被别人强迫看了《杜拉拉升职记》，觉得作者把职场写得太简单、太平面了。当时的职场小说主要有两类：像《杜拉拉升职记》过多地写出了职场的阳光面，一个年轻女孩积极主动、追求绩效、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成功，还能获得爱情；像《圈子圈套》这类商战小说过多地写着职场的计谋和暗面，获得成功似乎一定要牺牲他人。然而，职场不止这些，它其实是复杂的、丰富的、多面向的，是现在几乎每个现代人走出学校、来到社会都要经历的一件事。如果有一个其实不适合在公司里混的人，如果有一双异质的眼睛，进来观察，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新京报：你会把《B.A.D.》定义为一本职场小说吗？

　　丰玮：其实不是，应该说肯定不是。职场小说只是它的一个标签，会有一些人把它归类为职场小说。但我只不过写了一个异质的人，一个边缘感很强的人，一个其实很难在职场中混的人，走进公司之后的各种撕扯、调和、调距，当然，大多数人并不会像这本书里写的这样极端。不同的人，会在这本书里读出不同的标签来。我的前同事们认为《B.A.D.》是写公司生活的，但当他们热切地读到这本书，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有一些人，在书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可能会心一笑。一些纯文学爱好者，可能会读到在这些层次之外的其他，在职场这个维度之外，还有更多层次的内容与隐喻。那才是推动我写这本书的根本力量。

　　谈异化

　　群体会用各种方法让个体成为它的一部分

　　新京报：真的有“B.A.D.综合征”吗？

　　丰玮：B.A.D.综合征是我杜撰出来的，是把现代文明之下，很多人忙碌、焦虑、抑郁的状态夸张化之后的一种疾病综合征。医疗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文明病”的解决方案，但也可能是在制造一些疾病。从前，有人把“抑郁症”这类疾病讥为“娇生惯养”的病，但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已经无法靠自己的改变跨过“抑郁症”这道槛，这时需要一种物理性的力量，比如吃药，来拉他们一把。

　　新京报：那你为主人公设定的“过敏性词语症”呢？

　　丰玮：主人公明弓的“过敏性词语症”已经有了生理上的表现，比如她听到一些词语会感到恶心，说它是一种病，其实也是某种反讽。人类不需要人为制造出那么多病，也不是所有病都需要治疗。明弓的“过敏性词语症”，可以看做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说的“语言瘟疫”的对立物，现在人们对词语的使用过于轻率、随便，甚至粗暴，而对于词语的在意和敏感，就是抵御语言瘟疫的抗体。

　　新京报：你在书里多次提到“赤子之心”，明弓不适应职场，对一些词汇极其敏感，晚上回家之后希望回归赤子之心。对你而言，“赤子之心”意味着什么？

　　丰玮：书里有一些词，是现代人不再花时间琢磨的，包括“赤子之心”、利玛窦的“记忆之宫”等等，对我来说，它们还是很有意思的。在我看来，怀有“赤子之心”的人，是没有被异化的人。我们大部分人，长大以后进入社会都是渐渐被异化的，接受社会的各种暗示，并从而改变形状、表情和眼神，很难保持早先的纯粹状态或18岁之前那些可爱至真的东西。一个人进入公司，或者进入任何一个群体，他就会被一点点暗示、侵蚀、打磨，或者一层层被油彩敷上，群体会用各种方法让个体最终成为它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人乐于适应这个过程，甚至很享受。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种异化？

　　丰玮：我自己尽可能对这些异化保持清醒——无论是公司对我的异化，还是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异化，就像小说中明弓最初非常抗拒使用黑莓手机。但有时会倒吸一口气的是，我也被一点点侵蚀了。在三四年前，我抗拒对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如今智能手机主宰世界，的确改变了太多人原来的生活。而我一直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赞赏和雀跃之事。

　　谈职场

　　最好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离开

　　新京报：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你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一直在试图探讨和追问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你看来，个人与世界的理想关系是什么样的？

　　丰玮：更准确地说，不仅是我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也是和自己在意的人们进行一场隐秘、纯粹、深入的交谈。这一次的交谈，是关于语词和文字，关于个人和群体，关于个性和异化。职场只是它作为故事的一个载体。在我看来，个人与世界的理想关系，像现在这样：一边经历着，同时有一只眼睛观看着自己——这样的关系就不错。经历是重要的，这增加了书中的明弓以及我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维度，变得更加多面向。其实，经历职场，也是经历人生，在职场里体验人性更复杂、丰富的层面，职场里不尽是商战、过河拆桥，也有善良的、感人的。只是，最好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离开。我固然非常欣赏一直保有纯粹的天才，但对于大部分平凡的人来说，我们往往要在经历一些世故之后，才能更有力地保留一些纯粹。

　　新京报：所以你在今年选择了离开？

　　丰玮：我对自己还算满意的是，能在适度经历之后，选择离开。如果你问我，职场这段经历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我比原来更像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我特别欣赏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描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既非它的奴隶，亦非它的领主。行为举止得体有礼，如你是你真实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客人一样，谨守客人的本分。”

　　谈人生

　　仍旧相信某些东西

　　新京报：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在导读里提到，这本书原本还有另外两个名字，最后为什么选了《B.A.D.》？

　　丰玮：另外两个名字叫《一人分饰两角》和《再见，21世纪》。最后编辑选了现在的名字。可能就像唐诺说的，这不是一个再能起出《理智与情感》这样名字的时代了，“兼有古老时代的笨拙和书写美德”的小说基本命名方式已经结束了。我个人比较中意“一人分饰两角”，唐诺说这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意念”，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它最初其实是一首粤语歌名，一直在我心头萦绕，直到动笔开始写。

　　新京报：医学背景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丰玮：从前，我认为医学背景给自己写作的影响是：理性与温情兼备。现在，我倒是常常想起这么一句话：小说家过日子的时候，其实不是完全在过自己的日子，他一直有一只眼睛在看着自己。我觉得，医学的训练或许让我有一只眼睛在旁观或解剖自己在经历的事。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痛苦吗？可能因为医学背景的训练，其实可以和所谓的痛苦相处。而且，对异化保持尽可能的清醒，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这背后，可能还是因为：仍旧相信某些东西。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