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伪之外的见证

　　1975年8月9日，苏联作曲家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因肠癌逝世于莫斯科。对于大部分作曲家来讲，生命的终点往往意味着某种结束，无论是生前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是充满喧嚣的日常生活，都随着下葬的那一刻被埋入坟墓，或许只有作曲家的音乐作品，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但随着移民美国的苏联音乐学家所罗门·伏尔科夫于1979年在西方世界出版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口述自传《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在其身后又一夜重回政治的聚光灯下。

　　《见证》

　　让我们重新审视从苏联叛逃和移民的音乐家们

　　在《见证》一书中，一向被认为谨小慎微的肖斯塔科维奇可谓火力全开，他不仅对其同时代的音乐家大加臧否，更是在口述中有着诸多对前苏联领导人（如斯大林）的不敬之词。在书中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如果不是因为严密的监控和限制，肖斯塔科维奇是多么的想要逃离苏联，奔向西方世界。

　　与《日瓦戈医生》或是《古拉格群岛》类似，《见证》成为了冷战年代西方阵营对付苏联最重要的文化武器和意识形态工具，哪怕这本书数十年间在苏联都无法出版，但它不仅成为了从苏联逃往西方的那些音乐家们的某种注脚，也一直被作为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证明其自身优越性的重要佐证。

　　但其后却爆出了伏尔科夫伪造了书中很多关键性论述，无论是叛逃至美国的苏联音乐学家，还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家人好友，都卷入了此次探讨之中。关于《见证》一书真伪性的讨论，迅速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世界两大阵营的互相攻击，转移到了伏尔科夫完成这本书的缘起、动机、过程和细节的种种探讨。关于论战的诸多文章、文件也被结集成书，《见证》真伪无疑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音乐史上的重要话题事件。

　　但距离肖斯塔科维奇去世已有40载，冷战的迷墙早已坍塌，虽然后冷战的阴影还不时笼罩在欧美，但对于《见证》一书的论争，已经更加趋向于冷静客观的学术讨论，而非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之战。事实上，作为一本已经出版了三十多年的著作（本书在中国也已经至少再版三次，行销二十余年），《见证》一书的内容对于爱乐者乃至历史爱好者来说，早已熟稔于心，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更多地对于《见证》真伪的讨论并无太大意义。而《纽约客》乐评人阿莱士·罗斯（Alex Ross）的观点则更为中肯：或许伏尔科夫对于肖斯塔科维奇的转述值得商榷，但其对于当时苏联音乐家们境遇的描绘却非常精准。尤其是《见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丰富的画卷，我们借此得以重新审视那些从苏联叛逃和移民的音乐家们。

　　叛逃者

　　“那是很好的学习环境，但，太压抑了”

　　苏联统治下的音乐家们，几乎都能或多或少感受到某种政治的窒息感、压迫感和恐惧感。就如纳博科夫、布罗茨基这样的俄国海外流民作家一样，苏联音乐家中也存在着广泛的流民现象，按照时间主要可以分为两批。第一批是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伊始，一大批拥有贵族血统（或是富人乃至中产阶级）外逃出俄国，其后长期旅居生活在国外。他们在苏联被大肆批判乃至诋毁，甚至留在国内的家人也会为此遭殃，拉赫玛尼诺夫和霍洛维茨皆是此类代表。

　　第二类则是冷战后从苏联叛逃或是移民的音乐家。冷战早期，铁幕内外对峙局面甚为紧张，除了在军事、政治层面的较量外，文化层面是双方都极为看重的领域。苏联一直将自己卓越的音乐家视作向西方宣扬文化优越的武器。虽然美国钢琴家曾经在第一届柴赛上大放异彩夺得桂冠，但是苏联在音乐方面的成就整体高于美国却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苏联音乐家的频繁外逃（比如大提琴家罗斯特波洛维奇、小提琴家穆洛娃、指挥家康德拉辛、钢琴家阿什肯纳齐），给国家带来了无限的尴尬和愤怒，苏联政府一直严格控制音乐家的护照以防止其外逃，据说冷战后苏联一度只有五位钢琴家可以自己持有护照自由外出。2012年出版的关于穆洛娃的传记《离俄向爱》（From Russia to Love: The Life and Times of Viktoria Mullova），更是无比细致地描摹了这位俄罗斯冰美人是如何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地和同伴甩掉克格勃的盯梢，一路惊险地逃到瑞典的经历。

　　笔者曾有幸采访过这位琴风冷峻清澈的俄罗斯小提琴家，虽然排练和旅途很是辛劳，但每当问及跟她那次叛逃相关的话题，穆洛娃一反疲倦之态的神采奕奕，非常兴奋地讲述了自己叛逃的全过程；而当谈及在苏联学琴时的经历时，穆洛娃则坦诚得令人震惊：“那是很好的学习环境，但，太压抑了，极度地压抑，有时感觉像是有人在掐着我的脖子让我练琴”。

　　移民者

　　犹太音乐家被歧视又被期待

　　另一些艺术家相对幸运一些，他们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通过移民离开苏联，钢琴家莱昂斯卡娅、基辛、齐尔伯斯坦、达薇朵维奇、雅布隆斯卡娅都是如此。这一方面跟苏联在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的政策松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苏联严重的排犹倾向，使得一大批犹太音乐家（得以）移居欧美。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优越性，苏联政府很多官员虽然无比歧视犹太音乐家，但另一方面也仰仗他们去在国际大赛上斩金夺银、“为国争光”。

　　莱昂斯卡娅曾经回忆她自己和其余三位选手在伊丽莎白钢琴大赛前被叫去面见苏联文化部长伏特塞娃，她鼓励选手们取得好名次，这样就可以“有车”了，年少的莱昂斯卡娅脱口而出：“我不需要车子”，伏特塞娃脸色一变，随即说道：“等你拿了名次，你就需要车子了”。尔后还跟代表苏联去做比赛评审的钢琴家梅扎诺夫说：“如果这四位选手没人能捧回冠军，我就只能跟你要一个冠军了，你说是不是啊？”梅扎诺夫面对如此半威胁半教训地谈话，只能苦笑不已（故事见焦元溥《游艺黑白》，三联书店，2008）。

　　事实上，与柏林墙一样，大部分越过铁幕的音乐家，都是从苏联逃向西方，而非从西方逃入苏联。或许《见证》中有着太多添油加醋的绝非肖翁本意的言论，但伏尔科夫此书中所描绘的苏联音乐家们的处境也绝非空穴来风，这也就是为何仍有那么多的学者、艺术家乃至肖翁家人愿意为其背书的理由。在肖斯塔科维奇去世四十余年的今天，红场旁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早已玉垒浮云般地改了天地，我们如今阅读《见证》，也许并不能真正走入肖斯塔科维奇的内心世界，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走进那段历史，去体会在那个极端年代里的那些“一生都在等待被枪毙”的音乐家们的内心世界。

　　□书评人 伯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