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为什么容易失败？

　　许良英、王来棣伉俪合著的《民主的历史》一书，今年终于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儿之所以用“终于”，是因为这本书写作历程绵延近三十年，根据作者序言上标记的时间，其从完稿到出版延宕了近四年时间，可以说“千呼万唤始出来”。许良英、王来棣伉俪甚至未及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便先后驾鹤西归。

　　来路 波峰浪谷之后，肩住黑暗闸门

　　在中国思想界，许良英和王来棣可谓大名鼎鼎。许、王都是上世纪20年代生人。他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期，正是中共民主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如同那个时代大部分青年学子一样，他们天然地厌恶专制，希冀民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与傲慢，使他们丝毫看不到民主的希望，而中共地下党组织严密，步步为营，高举民主、自由旗帜，他们追随共产党绝不偶然。

　　许良英1942年毕业于当时西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深受物理学家王淦昌赏识。但许良英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决计前往桂林寻找中共地下党。准备邀请许良英留校的王淦昌遍寻不得，甚至在报纸上发布“寻人启事”。1946年夏，许良英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与中共接上头，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浙大书记，在“于子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浙大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1952年之后，许良英受浙大老校长竺可桢的邀请，调往成立未久的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

　　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袭来，许良英的命运也随之浮浮沉沉。1955年“反胡风运动”期间，他因为曾担任“胡风分子”方然的入党介绍人，所以被批判并停职一年。这一波运动刚过去，许良英尚未从政治风浪中恢复元气，更惨烈的反右运动又汹涌袭来。这一次许良英所面临的压力陡然强了很多，——他因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而被打成中国科学院第一右派，成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官媒言词挞伐的对象；随后的处理中，许良英被打成“极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发配黑龙江监督劳动。许良英无奈之下，选择退职自谋生路，回到老家浙江临海乡下劳动改造。

　　许良英的政治厄运，也深深影响了他的爱人王来棣。王来棣早年就读于浙大史地系，1949年毕业，在这期间与许良英相识、相知、相恋。1952年许良英北上，王来棣也被调到当时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身），被指定从事中共早期史研究。由于当时资料匮乏，而一些当事人尚健在，王来棣偶然地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的先驱，她在范文澜等人的帮助下，先后采访了包括李达、曾希圣、徐特立、吴玉章、丁玲、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等当事人；这一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过受访对象校订的口述历史稿，成为中共早期史研究的珍贵资料。然而，许良英被打成极右分子后，王来棣也因为包庇“右派”而被开除党籍，访谈计划也不得不放弃。许良英回浙江老家后，王来棣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成人，其中一位即现在的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

　　许良英在浙江期间，对爱因斯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支撑他精神世界的主要支柱。1978年复出前，他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即出版；到1979年时，他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由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出版的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献，尤其是《爱因斯坦全集》、《爱因斯坦文录》、《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等等，都是许良英的作品。

　　1986年，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敢于开风气之先的许良英发表访谈《为“自由”正名》，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概念并非为资产阶级所独有，而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观念，按理说并不新颖，早在五十年代，法学家杨兆龙等就讨论过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但在中国自闭三十年后特定的历史时段，许良英的观念便如大地惊雷，在当时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此后几十年间，许良英以“肩住黑暗的闸门”为座右铭，先后发表《驳民主缓行论》、《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等文章，为打破思想界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立下汗马功劳，由此他也与吴敬琏、江平等学者一道，成为中国思想界独立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摆在笔者案头的《民主的历史》一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由许良英、王来棣伉俪从1988年开始，用近三十年韶光，一点点写成。

　　去途 以民主为主题的旅行

　　且让我们回到《民主的历史》本身。

　　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民主在西方的历程”，其间分八章，分别综述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荷兰、英国和美国民主制度、思想的发展史。而下编为“民主在中国的传播”，其间分五章，以时间为顺序，除论定“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外，分别论述了1840年之后从林则徐等“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早期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民主观，最后则论述了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夭折。而作为附录，又收录了作者一篇文章《走出伪民主的误区》。如果说这本书所讲述的是一次以人类的民主为主题的旅行，那么许良英、王来棣便是旅程中最专业的导游，——他们言简意赅的导览，为我们了解人类历史上民主的进化，提供了一幅清楚晓畅的地图。

　　就“民主在西方的历程”而言，作者先后论述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荷兰共和国、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史，既有观念的考据，也有制度及其运行的评述。整体来说，这部分介绍比较言简意赅。在这部分论述中，让人印象比较深的内容之一，便是作者对卢梭的反感、对罗伯斯庇尔的批评，还有对洛克的推崇。

　　在这本书中，贯穿全书的主线，与其说作者一直在论述民主是如何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成功，不如说民主是如何在一个又一个地方先后失败。不管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抑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或“黄金时代”的荷兰，民主似乎都未能长久。不管是抵御外侮还是抵御专制，民主似乎有先天软弱的一面：古希腊的雅典民主败于马其顿的入侵，古罗马的民主则败于屋大维的军事独裁，佛罗伦萨的民主则在美第奇家族的不断侵蚀下逐渐灰飞烟灭，而荷兰共和国的民主再次被法国的入侵毁掉。若非有英美民主体制做证据，否则我们所谓“民主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民主的失败史。

　　但所谓美国式民主，运行至今也不过两百多年时间，这在人类历史上，又是多么短暂的一瞬间，——雅典民主历经256多年，罗马民主持续482年，佛罗伦萨的民主持续250年，荷兰共和国存活了216年，英国民主从《大宪章》签署算起也才不到800年。就连许良英、王来棣也写道，“自从公元前4世纪雅典被马其顿征服以后，两千多年间，再没有出现过可以与雅典城邦相比拟的民主制；而且，对于民主的认识，也没有人能达到（更不用说超过）希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水平。”

　　就“民主在中国的传播”而言，作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亦认为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历朝的专制传统，不管历朝思想家如何措辞，这些言论都完全不具备“民主”的基本特质。这种观点容易与以各种新名词包装的儒家产生针锋相对的冲突，比如秋风等倡导的“儒家宪政主义”，显然与这种观念大相径庭。另外，许、王等对近代民主观念在中国传播的梳理，从叙述方式上，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倒是有颇多暗合之处，尽管许、王论述的深入程度，远不及李泽厚的研究。这部分论述中，作者对孙中山民主观的批评颇值得驻足思考。

　　整体来说，这本《民主的历史》是一本很让人振聋发聩的好书。尤其是考虑到其开始写作的背景，中国思想界刚刚从“文革”浩劫中复苏，急需精神食粮，正好又赶上八十年代“读书无禁区”的特定时代，毫无疑问会让读者有“大快朵颐”之感。许、王的笔法，亦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笔法类似，无繁琐细密的考据，亦无佶屈聱牙的欧化句式，更少有半是卖弄半是唬人的各种新名词，写得坦率而清通，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毫无老气横秋的做作之感。尤其考虑到作者写作时有限的参考文献，能够写成这样，既考验作者的思想见识，也考验作者的写作能力，实在不易。

　　□陈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