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一座比铜像更持久的纪念碑

　　时间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也能使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无光。

　　——贺拉斯

　　“我建一座纪念碑，比青铜耐久，比帝王的金字塔更崇高巍峨。贪婪的雨、粗野的北风都不能把它摧毁，时间的飞流、无穷的岁月的纪念对它也无可奈何。”

　　2100多年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歌集》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曾经，人们认为铜是坚固不朽的物料，那些远古时代的青铜器，历经岁月沧桑，考古发掘出来依然完好。人们也愿意用铜铸雕塑，以期可以永久保存，同时借此永久延续铜像所表征的时代和精神。我童年时代一直不解于阿尔巴尼亚那部对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而言耳熟能详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很晚才明白这个铜像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铜像才有这个意味。

　　布拉格曾经也有一座闻名世界的雕像。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的到来，布拉格开始筹划建造一座斯大林雕像，这座位于布拉格全程制高点莱特纳公园山顶的雕像，前后花了10年时间才建成，雕像名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自己的解放者》，这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斯大林雕像，总高度达30米，人像高15米，光是斯大林的鞋子就有2米！

　　这座巨大雕像最初的设计目的自然是要讨好苏联和斯大林，但尴尬的是，雕像直到斯大林死后两年才建成，建成一年后苏共二十大开始清算斯大林主义，直到1962年，斯大林雕像才被炸毁，底座被用来存放土豆。

　　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1931年出生于布拉格。克里玛的父母并没有宗教信仰，却因其祖辈的犹太血统，全家人于1941年被送入泰里茨集中营。克里玛在集中营度过三年多时光，也初次尝试写作。1945年苏军解放集中营，克里玛及其家人均幸存。1956年，克里玛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和剧本。1968年苏军进入捷克，克里玛应邀至密西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他决定返回到捷克，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在捷克被禁止出版长达二十年，只能以“萨米兹达特”的形式流传。他为谋生而从事救护员、清洁员等工作，同时更积极地写作。他的作品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被翻译成近三十种语言。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使他的作品在其国内再次获得出版机会。克里玛与赫拉巴尔、米兰·昆德拉齐名，且因其“始终在场”，被捷克读者视为20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克里玛著有二十多部小说、戏剧、评论集。主要作品有《我快乐的早晨》《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的前途光明的职业》《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布拉格精神》等。

　　幸存者的见证 因为我创造，所以我反抗死亡

　　“对我来说，善的力量，主要地体现为苏联红军，他们实际地取得了胜利。”捷克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回忆自己的过去时坦承，他也认为当时捷克知识界在战后曾经真诚地支持过苏联和捷克当时的制度。

　　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并没有成为捷克人民的真正解放者，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后，苏联红军已经成为占领军，许多人“看破了这种制度和主要是通过布拉格之春运动祛除了斯大林专制制度的魅力”，“像许多战争的幸存者一样，这使得我花了相当时间才完全明白，通常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她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克里玛说。

　　“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座自由电台“斯大林电台”就藏身在曾经的斯大林雕像的底座里，为群众播报反苏消息。

　　因此，无论是铜像还是其他雕像，并不意味着持久永恒。

　　伊凡·克里玛在他的随笔集《布拉格精神》的那篇《文学和记忆》里，提到了贺拉斯的这句著名的话：“我建立一座比铜像还持久的纪念碑”。

　　生命会停止，权力会失去，比铜像还持久的纪念碑，不是靠强力，不是靠材料，而是要靠一种精神——克里玛说，“超越我们自身死亡的斗争是人类的精华”，“通过反抗死亡，我们反抗遗忘；通过反抗遗忘，我们反抗死亡。”“这种反抗可能采取的形式，是创造的行为。”“因为我创造，所以我反抗死亡。”

　　作曲家德沃夏克，作家哈谢克、卡夫卡、里尔克，科学家爱因斯坦，政治家马萨里克等都终身或曾经在布拉格生活，他们的气质和精神渗透了布拉格这座城市的生活，也涵养了布拉格的精神世界。对于身受伟大先辈影响的布拉格后来的那些作家和知识分子而言，生活意味着精神自治下的自由表达和创造。但是，在克里玛的世界里，自由表达和创造，曾经两次被剥夺：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一次是在捷克苏联式极权统治下。

　　在集中营时代，克里玛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常常为多喝一口牛奶偷了一点东西而骄傲，但他后来明白，“没有比失去忠诚和道德上的削弱更难以恢复的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迄今如此努力地维持这些东西。”布罗茨基也有自己类似的感觉，他在《小于一》里谈到用谎言即便战胜了体制，最终自己也成了所反对的。

　　在捷克斯大林式极权时代，整个民族被这场灾难绊住，只能被动接受它。觉醒的捷克知识分子拒绝与政权合作，或者被迫流亡，或者被迫放弃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去干体力活谋生，通过地下出版传播自己的作品——克里玛在《金光灿灿的饭碗》中也曾有描述。

　　残酷和不公正尽管让人精疲力竭，但却没有能够让克里玛们屈服。“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以幽默来面对这种暴力及完全的消极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克里玛写道。当然，克里玛们并不只是消极抵抗，就如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的地下写作地下出版一样，以自己的人性良知抵御或反抗着外在的残酷命运，不让自己混同于那个残酷的体制，而成为了黑暗时代的有自我意识的人，哪怕是干体力活艰难地活下去，这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反抗。

　　反抗者的激励 自由的纪念碑

　　“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焦虑取代自己灵魂的人永远不可能赶走他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

　　他们最终没有让自己成为卡夫卡的甲虫，也没有变成卡夫卡的那只鼹鼠，相反，他们最终搬掉了极权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取代了它。

　　克里玛们建立起了一座比铜像比任何雕像更持久的纪念碑。

　　对知识分子而言，要建这样一座纪念碑，唯有依赖个人，不屈服于外在的命运，在精神层面守住自己，通过文字，传递人性尊严，抵抗命运，因为唯有“思想和精神领域”，是“权力不可能夺回的范围”。

　　克里玛在集中营的少年时代，通过写作文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知道了写作可以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自由解放的力量，写作可以使你进入实际生活难以达到的境地，甚至是被禁止的空间，它可以将你的客人邀请前来，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不只是写作，读书也一样：“当空洞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仍然围绕在我周围时，我仍然可以阅读那些杂志和报纸，于其中内战时那些伟大的头脑自由地对我说话。”

　　作为1989年11月布拉格“天鹅绒革命”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克里玛认为，这场“革命实际上是文化和权力之间冲突的结果，是能够想象的最为非暴力的革命”，“对于仍然相信文化的力量，词语和善与爱的力量，相信他们能够在和暴力的斗争中取胜的人来说，或者对那些既不相信诗人也不相信阿基米德，在他们开始反对穿制服的人的斗争之前就心情沮丧的人来说，布拉格革命将始终是一个激励”。

　　振聋发聩。就像贺拉斯说的，时间曾经让灿烂夺目的东西黯然失色，但时间也能使隐匿的东西显露。

　　在我心中，伊凡·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是一部关于反抗极权主义专制制度的随笔评论集。他关于权力与恐惧，关于如何抵抗遗忘抵抗命运等，都有精彩叙说，我也觉得特别适合今天的中国读者阅读。

　　□ 书评人 朱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