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家机构可辅助生殖

　　在今年庞大的生育大军中，有一部分人因为年龄、疾病等因素导致不孕不育，为此，很多家庭为了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各种方法都愿意尝试，哪怕尝试非法代孕、非法取精、非法做试管婴儿等方式。

　　“这方面的需求非常大，但我国的生殖医学中心却很少，到处人满为患。”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计划生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宝岛妇产医院生殖中心首席专家左文莉教授提醒，北京市有12家政府批准的可以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的生殖中心（军队医院除外），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到这些正规机构进行治疗，否则可能会为自己和孩子等带来很多风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供精人工授精技术

　　人类精子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供精人工授精技术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北京家恩德运医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人类精子库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供精人工授精技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北京家圆医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北京妇产医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北京协和医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北京家恩德运医院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根据2015年12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2家机构可以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人类精子库、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供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等。其中，除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外的11家可以开展“试管婴儿”，包括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与庞大的社会需求相比，目前北京市仅有12家机构获得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资质。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常委副院长彭振耀和北京宝岛妇产医院生殖中心首席专家左文莉均认为，12家正规机构远远不够，无法承载社会的庞大需求。

　　“有的中心一年能做上万个周期，甚至两万个，公立医院和个别私立医院人满为患，医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患者交流，一般几分钟就打发了。但这个群体因经常往返医院，长期承受的精神压力、社会压力大，在这种环境下就医会显得更加焦虑。”左文莉指出，2003年曾要求生殖中心每年做的试管婴儿周期总数不超过1000个，但需求实在太大，这个规定很快被打破。现在的问题是，对生殖中心每年的周期数不再进行限制，导致一些生殖中心不断扩建、吸引更多患者聚集，成为一个巨大的造人工厂。而在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就拥有80多家生殖中心。

　　左文莉建议，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可以增加生殖中心数量，培训更多的技术团队。同时，对生殖中心做试管婴儿的年周期总数进行适当的限制，为新增机构留出发展空间。

　　■ 提醒

　　“地下操作”风险高

　　在彭振耀看来，政府对生殖中心的数量进行控制，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十年前没规范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买卖精子、买卖卵细胞、代孕、性别鉴定等非法行为严重。”

　　但也正因为很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给了地下机构暗箱操作的空间。

　　彭振耀和左文莉均提醒，在地下机构非法做的生育辅助技术会产生很多风险和问题，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正规医院就诊。

　　彭振耀指出，没有伦理委员会的约束，非法买卖的精子和卵细胞不经过严格筛选和保护，有可能导致精子和卵细胞的来源无法追溯，将来可能发生近亲结婚等情况，还有可能传染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另外，非法的性别鉴定也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衡。滥用促排卵药可能会导致多胞胎的产生，威胁母婴安全。

　　左文莉在接诊时就遇到过通过非法促排卵怀上多胞胎后前来寻求减胎的孕妇。“促排卵药用多了，会过度刺激卵巢，而且怀多胞胎对母婴都会有风险。”左文莉称，地下机构乱开价，收费高，有些医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去操作试管婴儿，会发生很多风险。她听说上海有一家地下机构，地方很隐蔽，参与手术的人出自一些正规生殖中心的医生，技术上可以保证，但做试管婴儿不仅仅是对医生的技术有要求，场地、设备等都有严格规定，医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抢救措施是否完善？万一发生了麻醉意外、出血等特殊情况怎么办？这些都需要考虑。”

　　而代孕则会出现一些伦理上的问题，法律上的纠纷。左文莉指出，美国的一些州代孕是合法的，对于代孕产生的各种风险、纠纷等都有法律保障。而国内目前没有关于代孕的法律条文，即便是双方签订了代孕协议，也没有法律支持。代孕者在孕期出现了各种并发症，是否能保证有人给你承担风险？治疗还只是一方面，万一身体被伤害了谁来负责？生出来的孩子有问题了双方都不要怎么办？或者代孕者不遵守规则把孩子抱走了，那又该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左文莉指出，选择代孕的群体，往往是连试管婴儿都做不了的，但他们想要孩子的愿望非常强烈，巨大的需求决定了一些机构不按规矩办事，转为地下操作。“这种需求不可回避，国家应该从政策法律上逐渐完善这方面。最新的计生法修改决定中没有把代孕写入，也可能是以后有什么考虑，这样地下就慢慢地没市场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