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勒克为什么要改革？(1)

　　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的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不仅谈不上如雷贯耳、众所周知，在纳尔逊·曼德拉去世之前，甚至寂寂无闻，仅仅流播于小众之间。我曾在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等书中，读到德克勒克的一些事迹，印象不深，观感不佳：曼德拉笔下尚属厚道，纵有批评，相当婉转，图图则直接斥其为“没有宽广胸怀的小人”。根据他们的叙述，这个曾担任南非总统的白人官僚，识时务却两面三刀，有想法却斤斤计较，他的存在，更像一个卑劣的参照物，折射了曼德拉的大度与图图的悲悯。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病逝于约翰内斯堡家中，举世同悲。国人悼念曼德拉之时，德克勒克的名字不时被提及，甚而喧宾夺主，压过逝者一头。试看这些论调：纪念曼德拉，别忘了德克勒克；赞美曼德拉，更应该赞美德克勒克；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一个只记得曼德拉，而遗忘德克勒克的民族，似乎还没有成年……

　　我在万分惊诧之余，则羞惭于自己的无知：曼德拉已经足够伟大，德克勒克居然更胜一筹，当世还有这样的伟人！于是四处找寻关于德克勒克的著述，孰料一无所得。欲知其人，无书可读，不啻是一大悲哀。

　　所幸在2015年，悲哀渐被抹平。戴维·奥塔韦《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与《德克勒克回忆录》的中译本先后问世。巧合的是，德克勒克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这个叫戴维·奥塔韦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不过译作大卫·奥塔韦。如果说“戴维”与“大卫”之别无关紧要，那么《德克勒克回忆录》把德克勒克所属与领导的政党National Party译为“国民党”，《德克勒克与曼德拉》译作“民族党”，一个常见名目，却出现两种译法，而且二书同属“启蒙文库”，显然不可原宥。除了该批评编辑统筹不力，这也说明了我们何其隔膜于南非历史与国情。对德克勒克的种种误解与误判，正与此相关。

　　对德克勒克的“最大误判”

　　在我看来，对德克勒克的最大误判，即在于他与南非改革（民主转型）的关系。

　　尽管德克勒克回忆录以“新南非诞生于1994年5月10日”为开端，不过其政治生涯之巅峰，则在1990年2月2日。这一天，从P.W.博塔手中接过总统权杖还不到半年的德克勒克，在议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宣布解严：“……除了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这些措施还包括解禁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其他较小规模组织，更大范围地释放非国大囚犯和解除有关媒体和教育的国家紧急状态规定”，“我们决定废除《隔离措施法》，同时还应允许死缓”。此举的力度“远远超出开明派和反政府人士的最乐观预期”，以至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深批评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对戴维·奥塔韦惊呼：“天哪，他一次就做完了全部！”

　　德克勒克回忆录的写法相当克制，写到这一节，却情见乎词，难掩激动之色：“2月2日清晨，我怀着一种宿命感醒来。我知道我的演讲将开启一个新时代。”他还记载了当日报纸头条：“南非与全世界普天同庆”；“南非突破政治藩篱”；“希望的新篇章”；“政治向所有人开放”；“南非新时代：全世界赞不绝口”……毋庸置疑，连德克勒克本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历史的舵手、新时代的缔造者与南非人民的大救星。

　　德克勒克配得上这些荣耀么，这则促使我们去追问：他为什么要发起改革？

　　标准“官二代”如何应对改革时势

　　没有主动的改革者，正如没有心甘情愿让渡、放弃权力的政治家，因为没有哪个权力者愿意把自己钉上镣铐、关进铁笼，钥匙交给人民。如果你满怀幻想，不能接受这一事实，那则不妨视之为一个政治学假设。改革往往是对势和压力的顺应。政治家优秀或拙劣、伟大或渺小，正取决于对天下大势、世界潮流的判别，与应对压力的方式：化压力为动力，还是使压力叠加为更大的压力。

　　这个论断，无比适用于德克勒克。说起来，在成为总统之前，他连改革派都算不上。其人出身政治世家，自诩生来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祖父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姑父汉斯·斯特赖敦是南非总理，父亲扬·德克勒克先后担任内阁劳工部和公共工程部、内政部、移民和教育部长、参议院议长等，还曾代理总统。这个标准的“官二代”，在父亲的熏陶之下，自幼便接触政治，数十年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从不以激进著称，而是一个务实、审慎甚至保守的官员，否则他也不会在博塔手下当了十年部长而屹立不倒。

　　这就要说到绰号“大鳄鱼”的博塔。1983年，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访问南非时说，他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邓小平和博塔。能与邓公相提并论，足见博塔的强人风范。德克勒克回忆录有一段描写，可作为博塔的画像：

　　“博塔坐在长椭圆形的内阁会议桌的上首，主持着会议流程。他有时像个慈祥的父亲，有时又像一只巨大的猛禽。博塔身材高大，经常穿着三件套的西服。他的光头、厚重的双下巴、闪闪发光的眼镜，和发号施令的食指都是漫画家和讽刺家嘲讽的对象。他的风格无法带来自由而开放的辩论。那些草率开始工作，且并没有取悦他的部长们，很快就会被他以相当粗暴的方式降低威望。”

　　在博塔主宰的内阁，无人能够挑战其权威。纵使德克勒克心怀怨怼，却也只能对飞扬跋扈的博塔亦步亦趋、唯命是从。故而他留给了曼德拉这样的印象：“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党员，做起事来不偏不倚，他的过去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为一位教育部长，他曾经力主不准白人大学招收黑人学生。”这最后一点，戴维·奥塔韦的书中亦有提及。

　　1989年1月18日，博塔突然中风，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国民党内部随即展开竞选，四位候选人中，三位来自改革派，唯独德克勒克属于中立派，他出人意料地胜出，则源自保守派的鼎力支持，“因为他们认为与其他三位候选人相比，我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更有共鸣”。对于他的政治前景，舆论大都表示犹疑，预测他将继承博塔的政策而艰难前行。甚至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近四个月后，其政治面目依然暧昧不明，1989年5月28日出版的《星期日之星》表达了公众的困惑：“真正的德克勒克是坚持改革的微笑的哲基尔吗，或者是推行种族隔离的铁面海德？”

　　回头想来，德克勒克的上位，以及最终取博塔而代之，恰恰在于他的中立，他不是最好的人选，却是最不坏的人选，令陷入苦斗的各方都难以拒绝。这样的情形，在政治史上并不鲜见：当政治斗争焦灼化，中庸者往往最受青睐。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德克勒克成为国民党主席之前，甚至成为南非总统之前，无论从观念上还是行动上看，他都不是改革派，偶尔还会阻挠改革。他发起改革，不是因为他相信改革，而是因为他相信南非不得不改革。质言之，这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彼时之南非可谓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博塔丢下了一个烂摊子，政治动荡，暴力冲突不息，经济低迷，贫富差距过大。最要命的还是种族矛盾。关押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曼德拉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越来越逼近爆炸的时刻。对此，就连顽固、专横的博塔都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7月5日，他在总统办公室接见了曼德拉，会谈近半小时，尽管并无结果，却迫使正与其争权的德克勒克只能更进一步，与曼德拉进行更真诚的谈判，做出更宽大的让步。

　　（下转B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