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以敌人的方式作战”

　　霍布斯鲍姆笔下的历史系谱正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纵使老派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工人研究有众多盲视，但是在后世界革命的——对革命不再期许的，甚至不免应和了“历史终结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洗礼下，我们形塑了自身。也正是在这般的主体精神状态和知识状况之下，我们已经实在难以对看似“单向度”的工人怀有什么兴趣了，于是重新阅读工人在当下便有了新的意义。

　　劳动尊严的消逝与生活样式的形塑

　　在《越南与游击战的力学》一篇，霍氏在纸张的角落处论及游击战的军事资源——基本的军事装备、对险峻地带的详尽掌握、流动性、吃苦耐劳——极为有限，于是它对抗面对面的、集中火力的现代战争的方式被概括为“拒绝以敌人的方式作战”。这个短句给我的启发当然不止越共游击队而已，而是在更大的视野下契合了甘地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所强调的——印度人民不应以敌对的、武力的方式对抗英国殖民者，否则只会让自己更接近殖民者的规则与观念。显然，不以敌人的方式作战不止是一种自觉的抵抗，也是建立在既有物质基础与文化基础之上的，一如越共本来也没有强大的火力武器。于是我在此想要指出的是，工人阶级的形成同样呈现了“拒绝以敌人的方式作战”之生态，也同样在极大程度上是历史地形塑的。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中，霍氏追溯英国技术工人（工匠）从手工业时期到工业化初期面临的冲击，以及从维多利亚中期到晚期面临的凋零。纵使在工业化初期工匠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初步冲击，但仍然得以通过某种调试（如法国的互助主义）来维持手工业时期的社会秩序——或者按E·P·汤普森的说法称为道德经济——与体面的生活、劳动的尊严，并且成为对霍氏而言比较不可见的“工人阶级”。但对于霍氏而言使之更大程度上成为“工人阶级”的是维多利亚晚期更大的冲击。更进一步地说，维多利亚晚期工匠首要面临的则是文凭教育作为判准取代了熟练技术传承的管道和信心，以及文化／空间上阶级区隔方式的浮现（如工人阶级的住宅空间、生活风格等，后文再提及）。而这些新的状况使得前工业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工匠对于熟练技术的优越感和自尊心，以及建立于其上的非资本主义式的道德经济不再能自圆其说——也就是劳动尊严的破灭。

　　霍氏在《工人阶级的形成，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中更进一步强调，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之时间在E·P·汤普森指认的人民宪章运动之际后的许久，因为在19世纪80年代左右英国工人运动的连续历史及其历史记忆才浮现，并且在其后的二三十年成型。而此一所谓的连续历史与历史记忆不止工人阶级的劳动过程与斗争，同样关乎他们的生活风格——住在老旧市中心外围的房舍、戴怎样的扁平便帽、光顾怎样的炸鱼薯条店与酒吧、去怎样的舞厅跳舞、看怎样的足球比赛，而这些在呈现了工人群体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工人阶级的特有生活模式与人生观。当然，这些特有生活风格亦不仅是工人阶级的自觉认同，也是被与资产阶级相区隔开来的。有趣的是，霍氏并不把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直接联结起来，甚至不愿强调彼时少数工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而是把这一联结往更长远的二三十年拉去。

　　工人阶级之实在对霍氏而言当然是确凿的，但这些文章之所以被以“非凡小人物”为名结集，不只是因为霍氏对汤玛斯·潘恩等的书写（以及盗匪朱利安诺、爵士乐手辛尼·毕薛、贝西伯爵与比莉·哈乐黛），更是因为在工人阶级名字背后无数的、匿名的小人物是不可回避的。《政治鞋匠》一篇谈及的著名鞋匠及其组织化显然是以爱读书、爱谈论政治的鞋匠之异端为基础的，而这一基础背后有着无数匿名的地方激进分子——或许就是一个“政治鞋匠”年少时代隔壁住着的政治老头吧。

　　工人文化及其缠绕的迷思

　　霍氏谈论工人阶级之形成与阶级意识的路径显然为我们谈论当下中国大陆新生代农民工——暂且搁置过多的踌躇称这一群体为新工人阶级——颇有启发。随着在中国大陆语境下阶级话语的重新复出（纵使只是在极有限的领域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拥有阶级意识的争论从没间断过。如果说劳工研究领域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具有阶级意识还有些理论意义的话（如是否超越权利意识与经济利益争取），那么在知识分子间对于阶级意识－工人文化的讨论便可以说是以极不恰当的、极不切实的理路不休地进行着的。

　　在《社会主义与前卫派，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一文中，霍氏首先谈论十九世纪末的象征主义、自然主义艺术家（如剧作家梅特林克）深深地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工党所吸引。这显然是源于反叛的学说本身对于前卫派这些反叛分子来说有十足的吸引力，然而当这种以艺术家自身感受资本主义的方式演进出其根本的落差时，便呈现为我们通常谈论的现代主义的吊诡——以个体的、没有底气的、无能为力的、批判的面貌面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当十九世纪末的社会主义呈现为乌托邦氛围时，对这些前卫分子才是有趣的，正如我们在上个世纪初期与中期以及当下的中国所见证的那样。而当第二国际时期的工人运动变得日常化又务实时，显然便不能满足前卫分子的需求，于是也正是前卫派本身的激进文化行动使其与工人运动分道扬镳。

　　但终究霍氏对于前卫派并没有太多的不满，反倒是十足严厉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只是当一个赛场上的裁判而不是球员，而这也要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美学难以为艺术家安插“宣传者”之外的位置吧。纵使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无可取之处，但当下左翼艺术难以浮现除了基于三十年来的阶级恐惧症与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落差外，对我来说仍然要追究那些谈论者们。这些谈论者确实只是双手叉腰的、名副其实的谈论者，一方面从不着手行动，另一方面又以左翼文化的代言人自居不断地以不恰当的方式发问——有“工人文化”吗？这些工人文化“左翼”吗？唱这些歌或写这些诗中有阶级意识吗？没有阶级意识的话唱这些歌或写这些诗有意义吗？……这是我能看到的最普遍也最轻易的发问方式了。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霍氏会对艺术与工艺运动中的威廉·莫瑞斯有颇高的评价，莫瑞斯的建筑诚恳地试图为工人阶级创造每日生活的架构，纵使其市场回到了中产阶级那里（表面上与今日一致）。

　　纵使在这样的中国，叛逆的知识分子被左翼文化吸引也还算正常不过（虽然仍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尤其是当下新生代打工者的文化与行动越来越不可回避时，被可能来临的远景所召唤的激进分子又多了起来。然而其中工人阶级的“品位”仍然是频繁被提出的问题，当然这又跟三十年来与写实主义艺术的剧大断裂与贱斥相联结。

　　当大部分谈论者一面嘲讽新生代农民工爱好的网络音乐（或喊麦）之不堪，另一面又挥笔批评工人歌曲没有工人的阶级意识为基础时，他们却从没想过去探究所谓不堪的音乐如何召唤打工者，以及在此之上如何形塑打工者的生活样式。更糟的是，谈论者一面抱怨打工者的行动不够激进，另一面却根本不能进入打工者的精神构造与处境。但面对类似的犬儒的批评，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参考雅克·朗西埃在《无产阶级之夜》中的意旨，工人并非只会热衷于低俗的音乐，也并非只会热衷于想象中的“工人音乐”；他们喜欢实验音乐也并非脱离了所谓工人阶级的地表，只是我们已经丧失了想象一个没有界限的多向度的人的动力及能力。

　　进入他人的能力

　　霍氏花了很大的篇幅书写爵士乐——一种工业社会平民的次文化。他指出，爵士乐之所以能作为“人民的摇摆乐”是在于：爵士乐有民间根源，能诉诸民众；能够DIY；可以用来抗议与集体欢庆。当他一方面讽刺法兰克福学派对爵士乐的贱斥，另一方面却以相距不远的方式斥责20世纪60年代后的摇滚乐。他认为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摇滚乐中发现了简化的、粗野的样式的爵士乐并获得快感，并且摇滚乐的商业运行损毁了爵士乐以学徒身份连带的网络。对我而言，上述观点某种程度上是霍氏对于爵士乐的热爱以及对20世纪60年代后爵士乐衰微的疼惜，让他暂时回避了摇滚乐中契合他对“人民的摇摆乐”判断的部分。

　　在文章收束处我想要谈的并非摇滚乐，而是一种“进入他人的能力”。纵使霍氏难能可贵地书写了关于盗匪、调酒师、爵士乐手的动情故事，却也难得地在摇滚乐与性的面向上被自己主宰了。（在《革命与性》中他站在类似“良家妇女女性主义”的位置支持女性平权，却极严厉地贬抑性；显然他并不认为性是一种与性别不同的压迫性结构。）与摇滚乐或性对于霍氏而言相同的是，在我看来我们谈论当下工人文化的问题不止在于知识分子之位置、理路，亦在于这样的位置与理论让我们丧失了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入他人心情状况的敏锐且脆弱的动力与能力吧。□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