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华 学术责任本身就是生命责任

　　【致敬辞】

　　这是一部基于专业论文而改写的面向公众的人类学作品。这是一部带着读者走近“我的凉山兄弟”的悲情与尊严交织的生命之书。面对毒品和艾滋的严峻问题，作者深入凉山诺苏人社群，进行了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记述“我的凉山兄弟”在现代化大潮中的血色青春探险，探讨全球化政治经济变迁造成的多重后果。书中所记录的特定群体经历，其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极端经验。当代中国读者阅读时的疼痛感觉，不仅缘于作者出色的叙事，也缘于集体记忆的扩展铭刻。本书追踪的社会经验还在延续演变，无疑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和“续写”后来的篇章。

　　【答谢辞】

　　《我的凉山兄弟》获得书评周刊2015年社科类年度好书，首先感谢新京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肯定，只是让更多人知道，我就充满感激。我没有办法到场领奖，有时心想如果是别的情况的话，我应该请我的凉山兄弟帮我来领，可是我不可能让他们曝光，我跟他们讲这些好消息，他们都很高兴。实在没有办法，我必须保护他们。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读者。如果他们不愿意读我的书，那我的目的就一点都不可能达成，有人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愿意打开来看，愿意静下心来听我说话，我十分感谢。这本书在台湾卖得好，我非常讶异，台湾人写的不是台湾的书，很难成为畅销书。所以，畅销和好评，让我觉得，广义的读者对于接受差异和愿意去理解差异的这种可能性，让我很感动。北京也好，台湾也好，在此之前对凉山的理解可能并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来阅读，都来了解，其实迈出了第一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进步——就这点来讲，读者不只是给我鼓励，他们让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读了这本书，我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些差异，这些差异为什么会直接变成不平等，不平等如何变成悲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必须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中，国家政策的脉络当中，个人的行为或者社会文化的差异才会变成不平等甚至悲剧？这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我们对于其中的任何一环不理解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差异、不平等、悲剧是如何产生的。所以，我只能期待大家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去思考不同层面的意义，如果希望这个悲剧被修复，只是修复其中一环，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整体考量，有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比如政策环境。

　　再次谢谢《新京报》！

　　关于这本书

　　《我的凉山兄弟》简体字版出版后，我当然希望它会有反响，但是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反响的规模、读者读过的感想，当然是没有预期的。很高兴的是，绝大多数人接受度比较高，最主要的是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可能意义更高，因为这是一个本地的事情；对西方的学者，对台湾的读者来讲，凉山毕竟很远，但对于这边的读者来讲，可远可近，近的一方面，会觉得这是他们身边的事情。

　　我不会刻意关注读者的反应，有些读者可能会关注到理论层面，有很多学者写了理论的重头书，结果就学术界内部的人在看，学生都不见得能读得懂。

　　我写这本书，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应该说我想要展示学术实力的目的远低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被更多不同的人尽可能地阅读。简单说，英文版是我把原著写出来，是我的学术作品——华人有一个特性，华人不看华人所写的英文著作，可这本书明明就是写的中国，因此我觉得我对这本书的责任未了，我对我的学术研究、报道对象责任未了，里边有一些当地凉山人的叙述，只有我清楚，后来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关于这一年

　　2015年，我进行的都是一般学者忙的事情，做研究、教学、演讲、公共服务。这就是我们的本业。我能走到这里，能现在和媒体聊我十年前的事情，这件事我放不下，到今天我都没有摆脱它，我不可能摆脱它，这是我的责任。

　　如果不是痛感，如果我的痛感没有那么强，我不会坚持到今天。当年在凉山一整年，超过我对艰难困苦的感受。第二年再回去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恍惚感，去年这一年我是怎么过去的？我是怎么应付上洗手间这件事情的？但那时，我并没有心思去想这类问题，我每天都在开眼界，像八爪章鱼一样，所有的触角都扎在凉山。

　　在我看来，学术责任本身就是生命责任。学术是社会养成的，一个学者很多时候都是公费养成的，也因此赋予我们更多的责任。

　　这本书里，我关注的是现代转型带来的问题。单单讲吸毒，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跳进那个坑——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他要的可能是玩乐，或者赚钱，但那个目的不小心让他掉进了那个坑。我们常常是以结论来判定一件事、一个人，但其实个人行为，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的因素、政治结构的因素。首先，我们要共同承担政治经济的结构因素，至于社会文化的因素，社会有能力把这些摊开来讨论，当这些东西得到改变的话，我相信个人的行为都是有机会调整的。可是，当我们在思考结论时，只去看个人行为，或者到第二层，再去责怪社会文化的差异，完全不愿意承担这个政治经济结构的因素，然而这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在现代转型当中，国家政策就很重要，国家层面的承担非常重要。

　　关于这代人

　　我是60后，大陆这一代人的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但在台湾，60后代际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当我们开始懂这个世界的时候，台湾正准备民主化和快速民主化，也就是说，我们从暴风雨前的宁静跟进到台湾民主化的进程。我们这一代是很重要的一个中间世代。

　　在学术领域，我不知道作为一代人学术上或者工作上的方向，我只期望多做一些社会议题。太多的经费、太多的精力都放在“不去研究这个社会也不会怎样”之类的选题上，有些根本连“隔靴搔痒”都算不上。学术机制本身可能不期望你去花大量时间，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很多人一开始就不敢向这个方面去做，这样不可能展开深入的研究，最后的东西就是不了了之。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