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韬 探视个体生命的波澜

　　【致敬辞】

　　在一般历史学家眼里，1945年为现代世界元年。这一年，二战结束，新秩序重建，联合国成立，万众欢腾。人们在经历了战争磨难后憧憬新生，期待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在《零年》作者看来，这一年并不那么单纯，除了胜利，还有罪恶。历史的复调写作，将读者领至“历史的暧昧角落”：战后普通人有胜利喜悦，还有饥饿、困苦、流浪、犯罪……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丰富历史画卷：横看成岭侧成峰。“零年”是人类一段历史的结束，又为下一段历史埋下了种子。人类从“零年”再出发，一定能换来一个风清月朗的明天，不论什么式样的法西斯，都必须像毒瘤一样从人类机体上清除。这是二战以来的启示。

　　我们向《零年》致敬，它虽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其明白无误向历史学者提出更高要求，历史学应始终如一追问历史真相，描述大人物，更应进入底层，用生动事例记录芸芸众生在大时代的喜怒哀乐。

　　【答谢辞】

　　《零年》能获此殊荣，说实话有些意外，因为参考前几年社科类图书的年度评选，仅凭我以偏概全的印象，似乎读者、评委更青睐专题式的研究，比方说《古拉格》和《耳语者》这样的鸿篇巨制。《零年》的风格完全不同，它是全景式的，几乎囊括欧亚大陆各国的战后史，但它在系统性上又显不足，与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相比，似有几分浮光掠影。

　　一日与一位历史系毕业的友人聊天，谈及《零年》，她的评价很大程度上解答了我的疑问。她说，《零年》的单个章节看似零碎，材料看似芜杂，但串联它们的脉络十分清晰。仔细想来，还真就是这样，饥饿、性解放、报复、返乡、强制民族迁徙，这些历史事件发生在一段失序时期，一段人性中的恶被无限放大的时期，由于被掩盖在波诡云谲的大国角力之下，世人对此多已淡忘。但它们不应被淡忘，因为其警示着我们权力真空的可怖后果。

　　人在特殊时期如何自处，这恰恰是布鲁玛最擅长的话题。这将他和许多历史学家区别开来，不是冷眼看历史，而是怀着同情和理解去看待被大历史裹挟的个体，看待他们的选择与无奈。这份关怀，就我接触到的作品而言，尚属少见。我感谢他，在各种英雄赞歌充斥耳畔之际，带给我们一番省思。

　　要感谢的人，除了布翁外，还有很多，篇幅所限，无法一一提及，在此要特别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责编孟凡礼先生，他以专业的眼光和高超的编辑水平，纠正拙译中不少错漏之处，令作品更加出彩。

　　1945年是布鲁玛笔下的“零年”，也是我作为译者的“零年”。“零年”之后会怎样，还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未来的路怎么走，算是开了个好头。

　　关于这本书

　　初读《零年》时有种错愕感，因为不管从题材还是风格来看，这不像是我过去熟知的布鲁玛。即便仅仅记录这一年的历史事件，在我看来也是一项庞杂的工程，很难想象如何做到巨细靡遗，甚至有些担心向来不以科班学者自居的布鲁玛将如何驾驭这一宏大主题。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熟悉的布鲁玛式文风再度迎面扑来，新颖的视角、渊博的学识、史料典籍信手拈来的那份优雅自如、平易的叙事风格，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零年》的各个章节。

　　翻译布鲁玛是一种享受，他优美的文笔，贯穿始终的人文关怀，无不令我陶醉。感触最深的是，他将目光投向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照亮了历史的许多幽暗角落。尽管《零年》揭露了太多的不堪，太多的意外，让人心情沉重，但它更多是一种补遗，而非颠覆，作者意在告诉我们，1945年的英雄叙事，只有在糅入普通人的甜酸苦辣后，才显得更为真实，也更有温度。也许《零年》在一些读者看来并不十分系统，甚至碎片化，但是面面俱到并不是此书的追求，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被压抑的历史，被史诗湮没的个体生命的精彩与不幸。历史有太多暧昧不明的幽暗角落和灰色地带等待后人去重新挖掘和探视，我认为，这是《零年》带给读者最大的启发。

　　关于这一年

　　2015年是忙碌的一年，《零年》于年头问世，《罪孽的报应》经过数番校改，总算定稿，虽说过了最黄金的“八一五”这一节点，但终究还是在9月底与读者见面，自然是满满的成就感。《罪孽的报应》一书的英文版很早就读过，当时并未萌生向出版社自荐的念头。不同于《零年》，《罪孽的报应》并不是一本十分易懂的书，不仅是内容，还有行文，有些地方正如学者孟钟捷所言，“不甚系统，留下了粗陋之处”。但该书的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撇开书中一些思维略显跳跃的段落，仔细品读的话，会有效破除许多国人奉为圭臬的迷信，最典型的当属基于本尼迪克特“罪文化”-“耻文化”范式而生的文化决定论。布鲁玛在书中对这一经典论点的批驳方式是既引经据典，也结合自己的访谈和见闻，以具有说服力的笔触，告诉我们造成两国悔罪态度差异的，更多是政治体制设计而产生的政治文化，而非笼统的文化决定论。从风格而言，这部著作与《阿姆斯特丹谋杀案》一样，均是结合公共知识分子之渊博和一流记者之敏锐的佳作。

　　关于这代人

　　恐怕这是最难答的一个问题，部分是因为我受布鲁玛式思维的熏陶过深，很警惕一概而论的命题或断言。实际上，如今社会的一大弊病就在于人们喜欢脸谱化地去看待某个群体、组织和个人。我很恐惧为他人代言，生怕把我自己对某一群体不甚公允的印象滥加在别人头上。作为标准的“80后”，我很介意一些对“80后”武断的评价。如果一定要给我和我的同龄人定性的话，那最好的一个词就是“孤独而不自知”。我们都是计划生育的产物，不知兄弟姐妹为何物，而我们的父母乃至祖辈所生活的时代，都是大家族的时代，一谈起往事，很容易勾起幼年时食物紧缺、物质贫瘠的集体记忆，虽然辛酸，却也温情。常有人以自私二字形容“80后”，看似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自私是一种无奈，我们也是被剥夺的群体。好在独生子女终成历史，这是2015年最令我欣喜的社会新闻，作为一位即将出世的孩子的父亲，我感念于时代的变迁，感慨于再坚如磐石的国策也会因为最基本的人类规律而变得柔软，这是渴望走向常态的心理，不知算不算是《零年》的另一个启发。

　　采写/新京报特约撰稿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