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 幽僻处孑孑独行

　　【致敬辞】

　　作者是一位独特的生命体验者和思考者，包括他的表达方式也很特别，虽然身为大学教授，但他却不太做那种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而是将思想学术以体悟的形式出之。他从自身已足够坎坷而丰富的经历回忆和思考,伸展到文学与电影的阅读和凝神，语句经常看似是片段和跳跃的，但其后面总是有一种持之以惯、缓慢燃烧的东西。这是敏感、细腻而又厚重的生命，但也是“幽僻处”孑孑独行者的生命。这样的一本书也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进入他所看到的生命的风景，这或许是少数能够探幽入深的人才能看到的风景，却也是人生最好不错过的一道风景。

　　“但我是幽僻处中人，从来不上台面的。”感谢“新京报和新京报的读者”后，张志扬先生在邮件中如是回复。

　　六七个小时前，在北京一条幽暗、嘈杂的胡同里，我突然接到张志扬的电话——当然是曾打给他，没有接到而回拨过来的。我转告他《幽僻处可有人行？》获得“新京报2015生活类年度好书”，问他能否来颁奖典礼现场，或接受采访，撰写答谢词。他没有直接答复，只是强调他从来不接受采访，也没得过什么奖。因为觉得“电话中不便言说”，他写了一封简短的邮件给我，其实，是再次说明一个“幽僻处中人”的原则和选择。

　　其人

　　写作几乎都是被时代强行烙印到身上

　　其实，《幽僻处可有人行》2015年1月刚出版时，我就通过出版社联系到了张志扬。那时，我希望借由“哲学家在这个时代如何自处”这一主题，来呈示张志扬及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学者的经历和学思历程。对记者本人来说，这是一大挑战，但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不久，“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纪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我见到了张志扬。会上，他敢于发言，论辩很有说服力——会场上，如刘小枫、甘阳等，都认他为“老大哥”。中午散会间隙，我向他表达了采访的想法。他很和善地问我哪所大学毕业之类，对于采访，他笑笑说自己不习惯在公众面前“露面”，不过可以用邮箱“私下交流”。

　　这一次，《幽僻处可有人行？》被评委们选为生活类年度好书，我又看到了某种转机。与此同时，出版方当然也希望张志扬先生到场领奖。不过，很快，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晚上，他发来邮件，直言“做人是很难的”，他写道：“这几乎是两难，因为我不能放弃我自己做人的常态去迎合出版利益的宣传手段。怎样才能找到适度地兼顾呢？”

　　张先生很明确地表示“实在做不到”我交给他的“作业”，接着解释：“因为那些按常理设置的问题根本不是我的感受方式。我是个非常被动的人，写作，不是自主能动的创作欲望使然。恰恰相反，几乎都是被时代被他人他事强行烙印到我的身上，我只是做下了挂一漏万的记忆笔记而已，非情愿所为，实不得已而为之。”如此坦诚而又非如此不可，让包括书评周刊主编、副主编在内的编辑部同仁击节叫好。

　　对于我来说，同样对张志扬先生充满敬意，从2015年1月至今前后一年的时间，无论是关于采访，还是获奖，他始终持守着“幽僻处中人”的那一个自我。几乎是同时，我想起他的随感录《禁止与引诱》中的一段：“你需要他人的支撑，但你更需要来自你自身的支撑，他人的支撑的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意志。你有了，你就站起来了。”

　　这是理解张氏哲学的“不二法门”。他曾经说，“不是智力，而是承受力，把我引入哲学——这个死而复活的受难地”，而“被时代被他人他事强行烙印到身上”的思考、研究与写作，正是他做出的承担，通过承担，最终“挺身而为一自由人”。

　　其书

　　思想放逐者“立此存照”

　　张志扬先生1940年生于武汉，父亲曾是市港务局码头工会主席。小时候，在河边，张志扬看见码头工人背“夹子花”——有一人半高、两人宽，大约三百斤重，背着上跳板，“哼声如牛”，“所谓：‘嘴硬、心苦、脚打颤’。”

　　“在人生上，我何尝不是如此。在哲学上，我何尝不也是如此。”后来，张志扬写道。他二十岁失学，三十岁坐牢，“单身囚室，十年监禁”，不惑之年闯入学术领域，五十岁从武汉大学迁往海南，像一只候鸟，背负风雨，终于抵达风平浪静的水域。当然，以笔为锄的耕耘，从未稍歇。

　　《幽僻处可有人行？》以53万字的篇幅，从“事件”、“文学”、“电影”三个层面出发，思想与经历共同雕琢，呈现出了一位思想放逐者的心灵图景。与学术研究不同，这本书不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所在，而是一座桥梁，吸引读者进入——如果按照张志扬所说自己永远是“花花世界的旁观者”，那么，这里就是这个旁观者的世界。

　　张志扬开篇写“文革叙事”，追忆自己进入“文革”的身份，写大字报，摆放领袖塑料像，“塑料里面掺和了荧光粉，所以晚上它能闪着荧光”。“一场‘文革’对于我的意义，往简单里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懂了何谓‘懂’。换句话说，原来那么坚信的‘懂’怎么会都漂浮起来了呢？这对我往后走上‘哲学’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

　　读书简直是张志扬的生命本身，当他夹着自己的笔记告别囚室时，说的是：“我写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在此后的人生中，即使身处横逆，他也不假外求，深知只有自学、求知、自强不息的生命，才是他的杠杆和支撑点，才能持守“自我的自由”，进而达成自我实现。

　　同时，面对人生和家国的苦难，面对“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的问题，张志扬深入挖掘“创伤记忆”这个概念，并把它看作“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一以贯之，这里突显的仍然是“承担”。张志扬写道：“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20世纪中如此巨大的‘创伤记忆’，以为不靠文字像碑铭一样建立的反省、清算、消解而生长、置换、超越的能力就可以在下一代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中悄悄地遗忘、抹去，这除了不真实和不负责任，还说明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已在历史的惰性中无力无能承担他自己的遭遇，从而把无力无能追加在历史的惰性中作为欠负的遗产弃置给了下一代。于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就这样自己注定了自己一再重复的命运。”因此，他要“把近百年的遭遇落到我们个体身上的沉重负担清算给文字——立此存照”。

　　谈“事件”之外，张志扬读毛姆、卡夫卡，赏林怀民的舞蹈，看电影《暗算》，这一切汇涓成河，殊途同归。一个哲学家对学术、现实的关切与思考，因此丰富饱满，亦与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文化，每个人的遭遇、选择，血肉相连。这，就不只是“幽僻处中人”的世界了，它事关现代价值的核心——作为真正的人的尊严与自由。

　　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