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 《家人父子》之后，写作仍会继续

　　【致敬辞】

　　《家人父子》是一份来自传统中国的导游手册，引领我们深入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日常生活之中，从而一窥内闺庭院中夫妇父子之家事。我们惯常依靠礼对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的想象，常常正是作茧自缚，束缚了自己的想象空间，《家人父子》恰恰揭开了人情中最温厚、最真切的一面。对经历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传统社会的崩解、伦理道德的剧变而渐感无所适从的今日国人而言，这本不过二百余页的小书的意义重大。

　　我们致敬赵园老师，她从文学批评转入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研究，一以贯之的，是对人伦的关切与对历史的关照。她把学术当做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正是如此，她的学术成就令人敬畏，而她的生命姿态——不被时代的喧嚣裹挟，追求自我完善与意义，更是令人敬畏。

　　【答谢辞】

　　由1978年返回北大读研，至今已三十七个年头，实在漫长。在学术工作结束之时，我应当承认，学术研究是一份适合我的职业。我会半认真半玩笑地设想“来生”，比如倘有来生，我是否会做点别的，过另一种生活。就今生而言，我由学术工作中获得的已足够多，应当没有太大的遗憾了。

　　经由学术，我“进入”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认识”了那样多的现代与古代知识人；借助作品，我与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凭借了学术性的写作，表达了我对乡村的怀念与忧思。我与那样多现当代与明清之际的知识人结缘，或深或浅地涉足了他们的世界，被其中一些人光明俊伟的人格感染。我被对象丰富，由对象获得启发，沉睡的思想被对象唤醒、激活。我的学术工作的对象，最终都成为了我的世界的一部分。不同于通常的阅读，学术考察的确是深入对象领域的有效途径。经由学术面对自己，经由学术面对世界，在我，是一份美好的经验。

　　我不大用“母校”这种说法。写过一篇题为“母校”的随笔，写的是我在那里读过六年书的中学。我也不自称“北大人”。但今天我在这里，必须感谢“母校”的出版机构。我关于明清之际的大部分著述，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尤其是当我转换了研究领域，还是新领域的“新人”的时候。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几种书的责编张凤珠女士、艾英女士，感谢她们辛勤的付出。感谢鼓励了我的老友小友、学界同行，感谢出版界、读书界、媒体几十年间的支持。我希望年轻学人能处在更好的学术环境中，在合理的学术体制与公正的评价机制下，自由、舒展地发展，而不是将学术劳作视为不堪承受的重负。

　　感谢《新京报》，感谢参与评选的诸位先生。你们的鼓励，会是我继续写作的推动力。我希望自己不使你们失望。

　　关于这一年

　　2015这一年，我过得比较辛苦——不是因为写作，而是身体机能的衰退。由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就一再以随笔的形式谈论“老年”：自己对这一人生阶段的体验，底层民众的养老困境，我所目睹的老年人生的黯淡，等等。今年不过体验更深切而已。但写作仍然在继续；对发生的事，反应也一如既往地平淡。应对恐袭，普通人除保护好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如常地生活。应对个人生活中的变故也如此。

　　这一年也尽有愉快的时刻。上半年有机会与台湾学者继续交流。我关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得之于对岸学人的启发与鼓励甚多，我对此心怀感激。下半年则在一个湘西古镇和旧日同行谈沈从文。即使在转向明清之际后，我也不曾远离原来的专业。它始终是或近或远的背景。使我愉快的不止于此。老友与小友一如既往的体贴与帮助，这种暖意，永远是我最为珍视的。

　　读书与写作早已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到《家人父子》完成，我的学术性写作即告结束，但写作仍然会继续，直到写不出，不想写，或因生理的原因不能写下去。

　　关于这一代

　　其实这个题目更适于我的朋友来谈，他们之于“代”更有代表性。我则“非典型”。但我的学术与其他写作，仍然有“代”的明显印记。最近清理1966-1976年间的阅读，也使我对此更加确信。我所属的一代从事专业研究，由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至今已三十余年。其间因个人选择的不同，以及一批批年轻者的进入，专业界的人才结构有种种变动。但“文革”后较早跨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一代，始终保持着正常的学术联系。这个学科几代学人间的良好关系，在学风与社会风气变幻不定的时期，近乎奇迹。至于我们的工作对于学科的意义，则有待后起者评估。

　　几年前我所在的社科院文学所一位前辈学者去世，纪念文集题作“告别一个学术时代”。现在是年轻学人告别我所属一代的时候了。在我看来更紧迫的，是学术史、学科史的清理。我不敢用“学术遗产”的说法，怕的是僭妄。但总结几代学人学术工作的得失，是年轻者赖以立足的基础性工作。对此我冀望于后起的学人。

　　关于这本书

　　尽管探访明清之际，我原先的专业始终是背景，但稍为直接地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家族论述与当代的伦理状况，仍然是这本书的写作与此前几本的不同之处。我在其他场合谈到了“痛感”，也是我在考察明清之际期间较少体验到的，应当与我亲历的20世纪有关。这本书的相关论域本应宽广，即如婚姻史，宗族史，再如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只不过我没有能力充分展开。更不要说我无力进行的中西文化比较。也因此，相信这一方向上还有相当大可供开发的空间。

　　《家人父子》出版后，我已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它，包括缘起、得失。这本书获颁《新京报》的年度好书奖，我的反应，毋宁说惶恐多于兴奋。在我所写关于“明清之际”的几种中，它不是我自己满意的一本。如果说来自媒体与读者的肯定，是对于我二十多年间有关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研究，我会比较安心。即使如此，写作这本书也如写其他题目，是全力以赴的。它的缺陷、不足，由于能力，也因了长期学术工作中形成的惯性，路径依赖。如若我有能力进入理学的脉络，能充分地利用明清两代的家集、家谱、族谱等，能将明清的小说戏剧作为材料，这本书的面貌会大有不同。所有的缺憾，都已无从弥补。相信年轻学人中会有人做下去，做得更好。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