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疗纠纷，别让公文压倒真相

　　■ 社论

　　中科院女博士去世引发的医疗纠纷，因“公文大战”而朝着闹剧演化，这说明了那种靠“拼背景”的医疗纠纷处理路径的跑偏。而要化解纠纷，“公文助战”是歧路，法治才是正途。

　　1月11日，因妊娠在北医三院住院的中科院女博士杨某在医院死亡。因为三份官方声明的出现，此事迅速在网上发酵。先是死者单位中科院理化所发函，请求医院给出真实、完整的调查结论；紧接着，北医三院回应事件经过，指出死者家属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16日，中国医师协会发布声明力挺院方，质疑中科院理化所发声明的程序合理性。而死者丈夫则发文否认网帖“指控”的聚众闹事和巨额索赔。

　　高知孕妇不幸去世，还是一尸两命，让人痛惜。这起悲剧，被导向医疗纠纷，个中或许有些“结”待解，遗憾的是，如今此结未解，反而有朝着闹剧衍化的态势：多方公文的掺和，将问题解决路径导向了比嗓门大、比背景深，而非“向真相要是非”。

　　回溯起来，涉事医患双方起初的矛盾焦点并不复杂：一者，院方对死者死因的医学解释合不合理；二者，此前院方是否存在死者病历信息缺失、不告知家属其死因等情况；三者，当事家属在与院方沟通时有无“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又是否牵涉请职业医闹……尽管目前双方各执一词，但在有现场监控与警方出警记录的情况下，这不难廓清。

　　就在真相未明的节点上，两个“国字头”机构以娘家姿态先后发声，让这起医患纠纷变得复杂化：两方有公章加持的公文声明中，都带有明显的护犊底色，这让原本挺寻常的个案纷争超出了简单的真相之争，掺入了更多的“机构（或协会）撑腰”的成分。原本二者间并无民事法律关系，可因其在各自领域的公信声望，其公文对阵难免被视作跨行业界别的“掰手腕”。在网上，有些网友就将其解读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和卫生部直属国家一级行业组织隔空对撕”，而相关舆论也在基于身份立场的站队潮中陷入撕裂。

　　这显然无益于事件的合理解决。对于中科院理化所而言，科研骨干遽然去世，表达痛惜本无可厚非，其公函也跟“以权压人”型的红头文件式公函有本质差别，但不通过工会等组织出面协调帮助员工，而是直接发函，难免给人外力干预的想象；同样的，中国医师协会倾向明显的“力挺”，也给人“立场先行”的质疑。作为“高知”的专业机构或协会，不表现出专业力量，将问题纳入法治轨道中，或促使各方达成更有效的沟通，而是搞站队式表态和官方意志角力，这又岂能不令人叹息？

　　实质上，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已明确了几种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如行政处理、医患协商和司法诉讼。拿此事而言，对于院方有无过失，争议双方完全可以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相关主管部门介入调查；而对于当事家属有无闹事行为，院方无妨报警维权，若其属实，会受到“医闹入刑”等法规规制。

　　可而今，这起事件由普通医疗纠纷上升为几个机构至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站队角力，这说明了传统医疗纠纷处理路径的跑偏。正是这种跑偏，让很多人陷入公平焦虑：觉得遇到医疗纠纷，就得找关系、拼背景，而不是看事实、找真相。某种程度上，那些掺和者都起到了“医闹”作用，把问题拉离法治轨道。

　　说到底，化解医疗纠纷，法治是正途，“公文助战”只能是歧路。而这起多家或顶级或权威的机构参与的事件，则是个标志性案例，揭示出“背景”“势力”等因素对医疗纠纷法治化解决的扭曲，而要规避这种扭曲，还需重申起码的原则：让法律的回到法律，别让公文压倒真相。

　　相关报道见A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