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静默如谜，博物学的那些事(1)

　　在《十八世纪文学史》中，英国作家、评论家埃蒙德·戈斯（Edmund Gosse）评论说，圣职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在英国乡村塞耳彭写下的书信体博物记《塞耳彭自然史》有着“不变的姿媚与最初的新鲜”，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自怀特不朽的《塞耳彭自然史》出现后，世上遂有此一类愉快的书籍发生……”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类“愉快的”博物书在中国迎来了一个出版高潮。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沙发图书馆·博物志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博物学文化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世界博物学经典图谱丛书”、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好奇心书系”等丛书陆续出版，一大批并未以“博物”命名的新书也正走在以“博物”之名宣传推广的路上。

　　除此之外，微博上的“博物君”坐拥220万粉丝，每天收到成千上万诸如“这是什么虫？”“这个果子有毒吗？”之类的提问，《博物》杂志的月发行量也从几年前的几万册逆市上涨至22万册，“博物”甚至被媒体评为具有代表性的“2015生活方式”。所以，博物回来了吗？

　　“博物热” 并不遥远的博物学

　　20年来为植物分类学家提供科学绘图服务的孙英宝，是中科院植物所的一位植物科学画家，这门手艺小众而神秘，中国从事这一行业的只有不到10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跟他打听怎么画植物的问题，甚至有人通过网络平台付费与他一对一当面交流植物画。虽然他们之中几乎没人是像他那样，对着植物或标本、借着显微镜、算着比例尺严谨无误地画出植株来，但孙英宝对于有这么多人爱上了观察自然和植物手绘感到由衷高兴。

　　博物学离我们似乎没那么遥远了。

　　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余节弘的“自然茶聊”不定期开聊，博物专家、博物达人和爱好者济济一堂，有人来讲按徐霞客游记重走“霞客路”的经历，有人来说当一名“猫调”（全国大熊猫调查）队员的故事，也有人来分享野生动植物摄影的经验。涵芬楼的会场每次都会来几十人或上百人，一开始是年轻学生和上班族，慢慢有了带孩子的妈妈，后来从初中生到中老年人都会来玩。

　　这大概就是“博物”对人类的诱惑了。它来自于对草木虫鱼鸟兽其美的记录和其本的考求，关系着一双深邃的发现之眼和一颗回归的自由之心，上可溯至亚里士多德、林奈、洪堡、达尔文的孜孜以求，下可承续接连我们窗前桌角的一缸热带鱼或一盆多肉植物。千百种平凡却美丽的鸟儿，一路从美国博物学家奥杜邦的笔下，飞到约翰·巴勒斯的《飞禽记》里，如今又通过译介飞到你我的书架之上。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沙发图书馆·博物志丛书”的编辑王立刚眼中，除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城市人有了经济实力和闲暇时光回到自然，眼下这一番博物热潮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生态的严峻性让人们努力与自然获得更多联系，以实现个人对于不理想的生存环境的抵抗和反击。植物分类学出身的王辰已写了两本关于花和草的博物书，在这位80后看来，自己这一代人长期面对自然缺失的状态，内心又深藏着对自然乐趣的渴求，如今，他们有了购买力和行动力，温饱已得，又有了下一代，该选择另一种离自然更近的生活方式了。

　　不经意间，我们似乎已在实现着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一书的预言——“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的亲情关系。”

　　式微 现代科学发展中的博物学

　　而在并不很远的1997年，当以研究蚂蚁闻名世界的爱德华·威尔逊的自传《Naturalist》在台湾出版时，出版社并未按照原著书名直译为“博物学家”，而是改译成了“大自然的猎人”，并添了一个副题“博物学家威尔森”。2000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引进此书，又将书名变成了《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连台版“博物学家”的字样也不见了，之后2006年的再版依然保持了“生物学家”的译法。如果不是由于译者不认同威尔逊的自我评价，那么，大概就是因为彼时“博物”之说太过冷门，出版社并未取道于此了。

　　博物学式微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世界性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细化肢解了博物学原有的研究内容，植物、动物、地学和天文早已自成体系、独立发展，在新航路开辟和帝国扩张过程中宛如英雄一般的植物猎人们不见了，替代他们的是专业细分的生物学家。前者在17世纪开拓了大英帝国的视野、丰富了整个欧洲的园林，后者带领人类透过显微镜向更微观层面望去。在分子生物学的时代，面对现代性对生产力、竞争力和循康德所言“为自然立法”的追求与热盼，注重在宏观层面对自然万物进行描述、分类、寻找关联的博物学被边缘化了。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4个学部。其中，被合并为一体的生物地学，其前身所代表的就是博物学。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忘记了博物学的存在，甚至因久居城市而忽视并淡忘了野生与自然，远方树木的倒下与鸟类的灭绝于我们而言，仿佛无关痛痒，直到水和空气越来越坏。博物学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与复兴，与18、19世纪理性主导一切和之后工业文明弊端渐现、人类自我反思的历史脉络相契合。

　　奥尔多·利奥波德是一位美国生态学家，也是一名终身的渔夫和猎人，他对现代环境伦理的发展与荒野保育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销量逾200万本的著作《沙郡年记》中，利奥波德说：“看大雁要比看电视更重要，寻找一朵白头翁花的权利与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一样都是不可剥夺的。”在我们关于一朵花的权利意识尚未萌发之时，雾霾等环境问题就迫近了眼前，这是博物学在当下最切近的一个背景。

　　“它来自于对草木虫鱼鸟兽其美的记录和其本的考求，关系着一双深邃的发现之眼和一颗回归的自由之心，上可溯至亚里士多德、林奈、洪堡、达尔文的孜孜以求，下可承续接连我们窗前桌角的一缸热带鱼或一盆多肉植物。”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