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往何处？——丰子恺的“逃”(2)

　　战/争

　　逃难的艺术

　　“今世号称文明，但其文明偏于物质方面，变本加厉，愈走愈远。军阀凭借新式杀人利器，横行暴动，肆无忌惮。所谓‘文教失宣，武人用奇’。乃亡国之道。”

　　文明的列车飞驰而过，但丰子恺仍可寻找一个清净安宁的车站小车，站在原野中眺望那个吐着浓烟的钢铁长龙呼啸而过，但时代的车轮疾驰而来时，他却无法像对待文明一样轻松闪避逃开。尤其是这次车轮上运送的还是枪支弹药，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一大主题词就是战争，尽管丰子恺一直幸运地躲避了民初以来的历次军阀混战，但他却无法逃脱1937年以来泛滥整个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战争的阴霾令人如临末日，就在丰子恺四十岁生日后不久，一家人就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恐惧。

　　11月6日下午两点，两架日本战机飞抵石门湾上空，整个镇乱成一团。正在上学的丰一吟和他的二哥跑回家中，走遍整个屋子才发现爸爸丰子恺和妈妈、外婆、姐姐、哥哥们都躲在东房北边的方桌下，桌上还盖着丝绵被。小孩们“开头还觉得蛮好玩，差点笑出声来”，但很快，炸弹的掉落声和爆炸声就让这座不设防的小镇成为了一场噩梦，全镇有三十二人丧命，其中五具尸体就散落在丰家院子后门的瓦砾中。丰子恺一家由此踏上了逃亡之途，这也是丰子恺字典里的“逃”字最接近“落荒而逃”的一次。

　　“这一天夜里，我带了满身的火药气与血腥气而重上君子之堂，自觉得非常唐突”。这是丰子恺第一次踏上逃难之路，忧愁、疑惑与恐惧跟随着他，但很快就被逃难路上的种种奇遇和好友重逢的新奇和欢喜而取代，这种不乏乐观的逃难之旅甚至被一位友人打趣地称为“逃难很是‘艺术的’。”这个比喻使丰子恺不禁失笑，他很快借题发挥，写成了一篇名为《艺术的逃难》的文章。

　　实际上，在今人看来，这场逃难实在算不上一种“艺术”行为，从开始，丰子恺就被趁火打劫的汽车司机敲了竹杠，在公路站了一天，接着又跟两个士兵在一天里走了九十里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纪录”。本来如此狼狈的一场逃难，却因为丰子恺为旅馆老板写的一副寿联而得到逢凶化吉。这副改变命运的对联被老板拿出去晒，碰巧被一位喜好艺术的汽车加油站站长赵君看到，正是这位站长帮了丰子恺一家的忙，安排司机把这一家十一口送到安全地带。丰子恺一家就此暂时在逃难路上安全了。

　　“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细微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

　　战争中的丰子恺愈发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在这个大时代中实在难以捉摸，在战火纷飞之时，个人或可免于战火，但整个国家和文化却不得不遭受一番涂炭。在这场逃难前，丰子恺本来不是一位主战人士，他拥抱和平仁爱，以佛家的护生为旨归，但在经历了一连串“艺术”与不那么“艺术”的逃难之后，这位一向平和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我与家国之间的关系，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能再让他淡然处之。如果说逃难中的一副对联的“缘”使他和家人幸存下来，那么整个国家的危殆情况的“缘”则使他决定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倘使艺术可以使他一人苟全于乱世，那么它也应该发挥更大的功用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战争中的生与死。

　　丰子恺的《战时相》里收集的图画，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令人不安和悲哀的画作——被炸弹炸飞头颅的母亲怀里仍然抱着哺乳的婴儿；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正在奋力逃难，却不知自己紧紧抱在身后的孩子早已身首分离。但除了这些战争的惨景之外，丰子恺同样描述在战壕里谈天的士兵和送丈夫出征的年轻妻子，他甚至还画了一幅名为《警报做媒人》的画作：一对年轻的男女，在警报声中躲在一个僻静幽美的山涧中，享受着难得的、私密的爱情。

　　尽管这些画作离典型的宣传画相差甚远，但人们仍然可以读出一种战时的日常状态，尽管死亡在步步逼近，但生活仍在继续。如果说前线的浴血奋战是为了捍卫国家的领土，那么战后的生活则是延续这个民族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所以，哪怕是苦中作乐，也应当让自己不致忘记笑声的模样，对丰子恺来说，笑声就意味着希望，而他的艺术的使命，正是带领人们出逃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

　　当1945年8月15日这个胜利的日子最终来临时，丰子恺用了一幅简单的画作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在这幅漫画中，没有万众欢腾的庆祝场景，也没有站在讲台上宣讲和平建设的官员和台下欢呼的群众，有的只是一盏明亮的电灯，在全家人的环绕下，一个男人把自己最小的孩子举过头顶——逃难结束了，是该到了回家的时候了。

　　革/命

　　无处可逃

　　“抗日战争时期，可以扬眉吐气地怒斥敌人；空袭的时候，至少也可以找个地方躲一躲。可现在……四周草木皆兵，好像都是敌人，叫我往哪里躲？！……”

　　1966年，当丰子恺对他的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发出这句感慨时，他已经是年且七旬的老人，尽管仍然竭力让自己保持乐观的态度，但也能感到这次运动他已经是无处可逃。

　　在过去的17年里，这位自认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来自“旧社会”的画家一直谨慎行事，避免自己卷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潮之中，他煞费苦心地融入新政权建立的秩序中，在里面努力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1949年初的丰子恺确实满心相信，这个新建立的政权将会廉政端方，建立起一个良好的道德秩序，并且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理想中的“君子国”。在1952年，他非常配合地几乎全面否定了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检查我的思想》中，他痛心自责自己不关心政治，只顾追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那种他从竹久梦二那里学到的个人“趣味”，已经成了政治上的一项严重罪行，他对此深自忏悔，表示自己“正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根除它”。

　　尽管丰子恺竭力让自己的绘画工作符合党的要求，但根据一位犀利的评论家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的说法，丰子恺这一时期的作品“让人感到兴味索然……人们开始怀疑这幅画是否画得很诚实，是否真的像丰子恺的那些佳作一样是发自真心的”。在一幅名为《交换看报》的作品中，细心的读者甚至能从两名热情交换《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的人脸上那种太过夸张的笑容中，体会到“丰子恺在画漫画时政客们在他脖子后面的呼吸”。

　　而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画作最终将丰子恺拖入政治漩涡的深渊之中。1966年6月7日，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在墙壁上看到一张“很长很长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丰子恺的那篇描绘他家小猫的《阿咪》中“猫伯伯”有影射！在革命小将犀利的目光下，《满山红叶女郎樵》的画作中，掉下的三片红叶象征着“三面红旗”，而另一幅《只是青山》则暗讽“水上浮云比拟新中国的铁打江山”。

　　丰子恺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用艺术为他打开逃亡的大门，艺术带着他逃离文明的物质诱惑，逃离战争的灾难和绝望；但这次，艺术本身却为它关闭了所有可能的出口。他已经无处可逃，只能接受革命给他的所有事物，无论是批判、冲击还是他一直苦苦等待的“解放”。

　　好在他没有等待太久，1975年9月15日中午12点08分，丰子恺终于走到了道路的尽头，或者按照他的话说，他只是“暂时脱离尘世”，回到了那个他所衷心想要逃归的世外桃源之中。而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丰子恺的“逃”并非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乐观的追寻，尽管他的终局似乎像是一个困局，但他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宣布了他的胜利——一切都是“暂时的”，唯有人类对和平安宁的向往才是永恒的，只要循着丰子恺留下的画作，就可以找到那条通往他逃归的世外桃源的小径，只要是细心的人，不会找不到。

　　大树被斩伐，

　　生机并不绝。

　　春来怒抽条，

　　气象何蓬勃。

　　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