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徐宁：文明夹缝中的女性世界(2)

　　（上接B12版）

　　从认为女性适合搞暗杀 到注重女性“完全之人格”

　　新京报：从晚清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女性尤其是女学生的人生和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她们被视为是“有益的人才”，是资源，是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舆论声音，也有相关事件，但“缺乏对女性自身发展需求的考虑”。这种缺乏，对女性群体的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徐宁：晚清以来，在政治因素的驱动下，女性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被深入发掘，女性开始将目光从家庭中扩展到外面的广阔天地，这是一种进步的转变。但女性不仅是家庭、社会、国家的一员，也是自己的主人，仅仅关注女性对外的奉献而缺乏对女性自身发展需求的考虑，确实不利于女性群体的发展。

　　但我们也要看到，近代女性正是在被培育为“他者”的过程中，脱离了传统女性安于现状的状态，通过教训的总结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自我意识。没有“他者”的对比和试错，“自我”也很难真正获得成长。人对自我的追寻从未停止过。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一直处于“进行时”。

　　新京报：你写道，“革命女校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因为书中探讨时，多谈女校的师资阵容和条件困窘，至于平民女校学生转入上海大学，又不在女校讨论范围内。

　　徐宁：陈旭麓先生曾指出“革命与改良之于社会，如燕鹊之有双翼，舟车之有两轮。”革命女校在女校中虽数量不多，但在除旧布新方面推进力度更大，且往往追求质的转变，对于女性突破传统框架，提升斗争勇气，具有重要作用。早期的爱国女校，尚侠女校，平民女校，景贤女中等都不同程度带有革命性。革命女校虽然只是将女性作为某个领域的“革命者”去培养，但女性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追寻“自我”，“自我”和“他者”总是缠绕在一起的。

　　新京报：蔡元培任爱国女学校长时，认为女子适合从事暗杀活动；学校有炸药制造技术相关课程。蔡元培的这种观点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深刻关联。你怎么理解这时的蔡元培的说法？

　　徐宁：国人自办女校的早期实践与晚清政治紧密相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无论维新派抑或革命派，都曾以兴办新式教育作为强国之重要手段。经元善等人创设了经正女学（即中国女学堂）欲图自强，是不触及清政府统治地位的维新活动。蔡元培等人办爱国女校也是为强国，但“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因此不少人“群起而谋革命”，当时的爱国女校“含有革命性质”。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蔡元培的思想和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

　　待辛亥鼎革后，蔡元培先生具体办学主张发生变化。他曾在爱国女校演讲中表达心声：“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具体主张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条主线。

　　“女德班”是文化整合过程中需警惕的现象

　　新京报：现在社会，无论是从女性，还是从男性的角度，追求成为“贤妻良母”者仍然有很多，问题在于，如今的“贤妻良母”的需求，和晚清、民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徐宁：晚清民国时期对“贤妻良母”的呼吁更多是家国的需要，受政治因素影响大，带有浓厚的“强国保种”政治色彩，多是期望达到梁启超所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功效。现代社会关注“贤妻良母”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也有个人的自主选择，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突出。

　　“贤妻良母”一词原为褒义词，这种需求必须放置在具体情境和历史条件下去看待。在专制和不平等的环境中，这种“贤妻良母”满足了国家的需要、男权社会的需求，但女性自身的需求则往往被置于末位甚至被忽略；在相对民主和平等的环境中，“贤妻良母”则平衡了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需求。

　　新京报：与此同时，“女德班”不时见诸新闻，除了宣扬所谓传统女德，“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还和“家国”联系在一起，比如强调“一个有德行的女人，承载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回溯江南女校的历史之后，你怎么解读这一社会现象？

　　徐宁：我认为这是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受到冲击，旧秩序逐渐瓦解，而新文化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唐力行先生早年曾在《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在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传统文化不可能直接用来为现代化服务，必须经历一个文化核心价值重新整合的过程。文化整合的过程是一个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国民性改造的过程。”

　　■ 拓展阅读

　　《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

　　作者：夏晓虹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本书以晚清女性的生活思想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同时关注当时的社会背景，描绘出女性的命运是如何同历史融合在了一起。作者勾勒出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如不缠足，兴办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这些行为的后面，是平等观念、女权意识等西方观念的东渐与落实。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作者：曼素恩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

　　这本书集中了女性包括女道士、女尼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和出自男性之手的各种文献，展现出十八世纪前后中国女性文化生活的丰富性，“推开了一扇通向中国女性世界的崭新的窗口”——与“男性的凝视”构成的张力，引人思考社会性别关系、女性的自我及其价值。

　　《中国妇女生活史》

　　作者：陈东原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5年7月

　　我国现代教育史学家陈东原，根据时间顺序，对汉代至清代，以及维新时期和近代的妇女生活状况进行了描述。本书还附录了《二十四史》中之妇女一览表，在批判传统中国在制度、习俗、生活中对妇女的种种压迫和不公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开启了认识中国妇女历史的重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