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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照相馆审美:从写实到“PS”

2016年01月3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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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
作者:仝冰雪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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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定门:从安定门看北京城墙,系费利斯·比托1860年10月拍摄。西方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满足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想象,是“他者”镜头带来的家国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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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家合影:中国人到照相馆,都喜欢拍摄合影,这是“鲁迅全家合影”。鲁迅写作《论照相之类》,以照相为入口,批判国民性,不过,鲁迅家乡绍兴关于照相术的种种异端言说,如认为是“妖术”,直接印证了早年照相馆发展的阻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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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星胡蝶肖像:这是上海沪江照相馆拍摄制作的胡蝶肖像明信片,制作时间在1930年前后。胡蝶是当红影星,她刻意摆出一种迥异于传统中国审美的正面、端庄的姿势,呈现出一派现代风情。这也影响了大众的审美和照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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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照:这张照片由天津中华照相馆拍摄于1935年前后,此时拍照,已经成为一种娱乐,有很多游戏手段。这是一张化身照,伊人千面都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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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照:该婚纱照1934年前后摄于上海有德照相馆。整修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PS”,整修之后,背景黑白不均变为整体白色,人物亮度得到提升,脸上光线更加柔和,有些细节比如新郎头上一撮立起的头发被整修去除,显得更加整洁。

  《中国照相馆史》是摄影收藏、研究者仝冰雪十几年历史影像收藏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据记载,1859年,上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这成为该书研究的时间上限;此后,照相馆基本遵循了从南往北,从沿海向内地、从省城往中小城市发展的“规律”,跨越晚清、民国以及共和国成立初期。沿着这条“时间线”,仝冰雪从大量个人收藏中选取398张图版,在照相馆传入及开办、展开本土化探索、参与社会互动等方面进行论述,最后以各具特色的个案勾勒照相馆的中国式图景。

  照相术传入之初,被认为是“妖术”,“摄取灵魂”。兴起时的照相馆,都设在玻璃房内,没有灯光或其他人造光,完全依靠玻璃棚顶上的日光。因为曝光时间较长,为了让被拍摄者集中注意力身体静止,有的照相师会高声诵读《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句,“厉声厉气,情景吓人”,以至于孩子照相受到惊吓,回去发烧,胡言乱语,其母亲还跑到照相馆来“叫魂”。国人对于照相误解颇多,甚至引发了中西冲突,为此,有照相馆宣扬拍摄照片能摄去“衰运”,吸引大批民众。当然,照相馆真正发展,还得依赖科技知识的传播、照相馆自身务实的探索。

  中国照相馆开办时大都强调“中西结合”。1891年,上海致真照相馆在《申报》上将自家特色“广而告之”,表示“巧设山石树林,曲栏园庭,书斋绣闼,琴棋书画,零备古装、旗装、东西男女洋装,仙客名媛、僧道剑侠、一应俱全”。照相馆拍照理念也被中国人引进,如1930年英国摄影学者古罗斯沙氏在照相馆运营方面的论述,其中对如何抓拍顾客最自然的表情,时至今日仍不过时——他认为摄影师要“做一个深邃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恳的态度”。

  最初,照相馆馆名多含“昌”、“泰”、“宝”、“福”等字,且专注于写实,从拍摄祖宗肖像、个人与家庭留念照到团体合影,如当时一首竹枝词所写,“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因此“真”字也为商家青睐,成为晚清民国照相馆名字选用最多的汉字之一。追求馆名中国传统意蕴的同时,这些照相馆开始追求画面的意境之美。正如仝冰雪在书中所写:“在照相馆中,从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照相从实用转向时尚,照相馆馆名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包括“派拉蒙”、“百乐门”、“维也纳”等——即使在抗战大后方的贵阳、昆明等地,亦不乏时尚者流。社会名流尤其是明星如周璇、胡蝶等人的照片,成为都市风尚,普通百姓竞相效仿。“照相馆印制的大量明星、权贵肖像的商业销售及在大众出版物刊登,在普及摄影术的同时,其所代表的时尚品位和审美情调,也引领了大众社会生活走向近代化的嬗变;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审美,也必将从自觉的滥觞,一步步迈入流变之路。”

  照相馆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理想肖像的期待从未停止,事实上,中国译介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业务专著《脱影奇观》的广告中,就明确表示照相术可以“再造容颜”,能够“令恶人化为西子,而仍不失本来面目”。这首先要依靠化妆,接着是“整修”——有如今天的PS,拍完照冲印的过程中,美化照片——清末时,顾客不喜欢脸上有阴影,就能通过“涂抹红汞”去除,以保持面部白净。后来,这项业务蔚为壮观,通过“PS”,可改变脸型的胖瘦、长圆,眼睛、鼻子、嘴巴的大小、正斜,颧骨的高低及眼窝的深浅,改头换面以至于亲娘难认。有人讽刺曰:“你瞧,这是照‘像’呢,还是照‘不像’呢?”

  此后,时代剧变,日军侵华及“内战”,给中国照相馆业带来严重破坏,上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传统私营照相馆正式终结。公私合营最初,照相馆基本延续以往风格,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时尚风格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鬼怪思想招魂”,只好“代之以工农群众、劳动模范和妇女儿童等朴素大方、勤劳勇敢和活泼健康的照片”。1966年,“文革”爆发,照相业被定为“四旧”,很多照相馆更名为“红旗”、“延安”、“东方红”等;在时代的裹挟下,照相馆的艺术审美再不提及。改革开放后,甚至数码技术横行的今天,照相馆仍然存在,“但其精神内核已面貌迥异”。

  “影像里的每一个因素构成,都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化涵量和审美情结……我们应当去书写独特的中国早期摄影史,这种书写,是对历史的忠实,更是为了一个民族敢于正视自身历史的文化自信。”新书“前言”结束时,仝冰雪写道。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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