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崖式降级”，地方当学中纪委

　　■ 社论

　　要让“降级”乃至“断崖式降级”和以此为主要路径的干部“能下”制度普遍落地，也需地方相关部门跟上中纪委执纪的力度步伐。

　　昨日上午，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2015年10名中管干部被“断崖式降级”。在公告中，中纪委公布了处分的依据：“在纪律审查工作中，针对被审查人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其违纪行为性质和情节、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认错悔错态度，及配合组织审查、退缴违纪所得等情况，依纪依规给予10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

　　在年关逼近的节点上，批量公布对10名省部级高官的“断崖”式处理，还通报了他们的违纪事由、解释了他们被一降多级的规纪依据……中纪委此举，无疑延续了其“出其不意”的反腐执纪风格。而不为所谓尊者讳的通报和“批量化呈现”的通报方式，既让此前某些处在“据传”“疑似”之列的相关信息，得到了权威定音，也集中显现了执纪问责从严的震慑力。

　　但如果将此次通报的亮点，归结为10名高官的“同框”，显然过于简单。这10名高管去年都因严重违纪遭遇“断崖式降级”，其实更彰显了某种寓于制度化逻辑中的趋势，即这种处分方式的适用面在变宽：它早已不是停留在浅表层的零星摸索，而正变得常态化和规范化。

　　说规范化，是因这把尺子应用标准渐显明晰。实质上，自2014年7月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以来，“断崖式降级”就走进了公众视野。这一介于普通降级和追究司法责任之间的问责方式，该沿袭怎样的标准，也引人关注。此次中纪委对10名相关干部违纪具体情节、处分依据公开，则能让人在可堪比照的案例中看到，它是有着显性规律和通盘考量的，会综合考虑干部具体违纪情节、性质和程度等，会有精细甄别。

　　说常态化，则是因为这种纪律处分的使用频率在提高。降级是《领导干部任免条例》等党纪法规规定的处分类型之一，但十八大之前不常用，偶尔有降级，降幅基本不超过3级。但眼下，断崖式降级对于那些处在错与罪回旋地带、违纪严重但又不至于动用司法程序的官员而言，已成常用处分手段。像这次，其涵盖的违纪情形挺多，被通报高位降级的干部有走“夫人路线”弄虚作假的，有胡乱上马项目的，有在用人方面徇私舞弊的。从人数上看，光2015年被断崖式降级的省或自治区的政协副主席，就有许爱民、韩志然、刘礼组、孙清云等数人。

　　“疾病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而断崖式降级，无疑契合严管厚爱、治病救人之需。王岐山曾提出执纪监督“四种形态”的说法，强调要“及时提醒、不能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而执纪抓“早”抓“小”和“断崖式降级”的常态化，都有助于避免养小痈成大患。

　　当然就眼下看，要让“降级”乃至“断崖式降级”和以此为路径的干部“能下”制度更普遍地落地，也需地方相关部门跟上中纪委执纪的力度步伐。目前已有些地方对省管、市管干部采取“一降多级”措施，但这仍不多见。而按照中纪委去年3月的表述，纪检干部“发现违纪就要及时处理，该处分的予以处分，该降级的予以降级，这应成为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头，而立案审查、移交司法则应是少数”，地方层面在这方面，显然还须更多尝试、迈步，将降级作为既具威力又常用的执纪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