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凶案疑犯”申请国家赔偿获立案

　　2005年的一次测谎之后，杜强、李晋飞、向东、蔡见顺四人就再也回不到原先的生活，当时他们被认定涉及南阳市南召县的4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这4起凶案发生于1998年至2002年之间，致6死1伤。4人在一审时被定罪：3人死刑，1人获刑7年。4年后，因证据不足，南阳市检察院在发回重审阶段撤回起诉，4人从看守所释放，接着被南召县警方监视居住6个月。因侦查无进展，警方解除监视居住。

　　虽然走出了高墙恢复自由身，但杜强等4人一直没拿到警方的终止侦查决定书，让他们难以对被多年羁押的经历申请国家赔偿，更苦恼“嫌犯”与“清白者”之间的摇摆身份。

　　1月27日，接到法官的短信，44岁的李晋飞哭了。

　　法官告诉他，他和杜强、向东的国家赔偿申请在1月20日已经立案了。

　　从2005年底被抓，到2007年被判死刑，再到2011年被释放，他们三人经历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人生。

　　重获自由4年多了，他和杜强、向东三人找了大大小小的国家机关超过300多次，“今天，有领导客气地关心我，还是第一回。”李晋飞说，他当即给自己的律师打了个电话告诉喜讯，然后又给法官回了条情绪复杂的短信：“不知是喜还是悲。”

　　而在1月26日，杜强三人的“同案犯”蔡见顺的国家赔偿申请，也在南阳中级人民法院获立案。

　　“命案必破”与测谎

　　“测谎五分钟后，让我蹲在地上，呵斥我老实点，坦白从宽。”李晋飞说。

　　如果从被抓那天算起，已经10个年头了。

　　李晋飞也从一个面容清秀的青年，成为了光棍中年人。为了遮住头上的秃顶和白发，他常年戴着一顶黑色的网格帽子，压低帽檐。

　　“那几起案子真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有人问起他的经历，他总是这样回答。

　　这几起案子，说的是1998到2002年四年间，南阳市南召县发生了4起恶性入室抢劫案件，致6人死亡。

　　前两起发生在国营河南红宇机械厂（以下简称红宇厂），1998年1月12日，三车间职工宋爱国、赵明茹夫妇被杀，抢走12000元现金。两年后，三车间另一职工王菲被杀。

　　原本沉寂的案子，在2005年重掀波澜。

　　根据一份当地警方的破案报告显示，自从命案攻坚战以来，南召县公安局对红宇厂两案“高度重视”，认为两案有凶器一钝一锐，现场有泼水情节，需并案侦查。

　　警方分析，“极有可能与红宇厂内部人员有关，系熟人作案”。

　　公开资料显示，从2005年起，河南全省开展“命案侦破攻坚战”，南阳市因现行命案破案率偏低，被省公安厅“黄牌”警告。南召县公安局也在当年的“夏季打防攻势”考核中垫底，被省厅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否则将对“一把手”予以免职。

　　南召县公安局于是成立了15人的专案组，重点排查20-30岁的青年，尤其是排查红宇厂区及临近村的抢劫、盗窃前科的人。

　　一位红宇厂职工介绍，当时对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都采了指纹。

　　最终，锁定了重点嫌疑人11人，红宇厂职工时年33岁的李晋飞（在岗）、35岁的杜强（下岗）、30岁的向东（下岗）均在其中。

　　随后，在2005年12月22日，这11名重点嫌疑人被厂里安排的面包车，送到了南召县公安局安排好的宾馆测谎。

　　根据笔录显示，李晋飞被“测谎”成嫌疑人后，最开始称：“我没有干。”询问人称“你要相信科学，不要抱侥幸心理。”

　　李晋飞回忆，他测谎过后就遭到刑讯逼供，打得实在受不了，3天后按照公安的要求，供述了伙同杜强、向东等人参与了5起系列案件。

　　除了上述两起，还包括：2000年11月11日，南召县皇路店街上做生意的郑义军和程广玲被杀害，15000元被抢。2002年9月19日，云阳镇的胡金海被害；23日，皇后乡的景长发被害。

　　警方称，后两起案件中，家住太山庙乡太山庙村的农民蔡见顺，提供了犯罪信息源，并参与分赃。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付建认为，据相关司法解释，测谎设备不属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来进行使用。

　　一些红宇厂职工介绍，杜强等人被抓后，红宇厂里的广播也播报了，事情还上了央视、江西卫视。

　　2006年3月，天冷，刮着风，地上还有雪，四人头戴薄纱上街游行。

　　红宇厂打上了“南召公安局神勇无比，为民除害”的标语，放了许多鞭炮，有人往他们身上扔石块、雪球，甚至有人想冲进来打。

　　刑讯疑云

　　李晋飞说，在看守所要顺着警察的意思，案情都得像背课文一样背下来，否则就挨打。

　　杜强被抓后，家属找到中牟县律师崔景明代理该案，崔景明多次要求会见当事人和阅卷，均被拒绝。

　　在2006年10月13日，案件移送至南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律师才得以阅卷，一尺高的卷宗，只给看了其中一本，也不能复印。直到判了死刑之后，上诉到河南省高院，律师才将全部卷宗复印出来。

　　崔景明说，让他下决心代理这起案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被告人的决心。

　　崔回忆，一次会见杜强，他直接问“人是不是你杀的，家里已经没钱上访请律师了。”

　　杜强最后求崔景明办一件事，帮他申请站着被枪毙，因为跪着意味着认罪，“就算是把腿打骨折也不跪。”

　　崔景明始终做无罪辩护。他说，所有案件不仅没有指纹、血迹鉴定、毛发、足印等，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供述矛盾，犯罪嫌疑人与目击者之间的供述也不一致，“构不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南召县公安局只带着杜强指认了三起凶杀案现场，李晋飞、向东没有去指认。

　　此外，辩护律师还注意到疑为刑讯逼供的细节。

　　卷宗笔录显示，杜强、李晋飞、向东在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之后，均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只有蔡见顺没有翻供。

　　在二审阶段，蔡见顺才翻供，称什么都没有做。但蔡见顺并不接受采访，记者无从得知原因。

　　“在里面，要顺着他们的意思，案情要跟小孩背课文一样背下来。”李晋飞说。

　　他的脚被打肿了，上厕所，摔到了厕坑上，头上留下一条伤疤。

　　杜强称，身上三处伤都是在公安局审讯时留下的。杜强撩开衣服，背部一个碗口大的伤疤，呈白色，中间毛细孔变粗，嵌入黑点，皮肤摸上去发硬。“伤是用煤球烫的，半年后才结痂。”

　　杜强的左耳耳廓鼓出，与右耳不对称，“是用皮鞋打的”。

　　他的脚踝异常凸起，变形，杜强说：“这是用木棍敲的，能听到骨头的脆响，当时肿得馒头大，一摁上去一个坑。”

　　杜强的律师崔景明，李晋飞的律师王爱学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在会见时曾看到杜强背部有伤、耳朵化脓，李晋飞头上有伤未愈。

　　针对刑讯逼供的说法，南召警方办案人员曾回应当地媒体报道时称“时间长，已记不清楚”。

　　今年1月25日，南召县公安局宣传科长熊建表示，关于这个案件，对外报道要到省厅宣传处开介绍信，不然不接受采访，“中央没这个规定，我们有内部规定。”

　　“死刑犯”

　　杜强被判死刑后，最怕见到法警入牢提人，总觉得自己也会被提走枪毙。

　　杜强回忆，第一次关于刑事部分的开庭，一个上午就开完了。

　　通过审判书来看，法院对当事人辩解，以及辩护律师的意见没采纳，也没有描述没采纳的原因。

　　一位南阳中院知情者透露，这个案子主要是前期证据不足，不破案公安局长干不成，法院不敢判无罪，影响结案率，“都是违反破案规律的”。

　　2007年5月，法官在看守所内的操场上，宣读了一审判决：杜强、李晋飞、向东三人死刑，蔡见顺有期徒刑7年。

　　此外，一审法院只认定了检察院起诉的5起命案中的4起，未被认定的是红宇厂王菲被害一案。对于为何没有认定，判决书未做说明。然而在询问笔录中，李晋飞“详细交代”了他和三分厂职工张红军一道作案的过程。当地警方核实，张红军于2005年7月5日赴日研修（务工）。

　　杜强记得，当时一出操场就看到三副脚镣摆在地上了，“多条人命，唯一的结果就是死刑。”

　　脚镣呈“工”字形，只给死刑犯戴的，20多斤重。脚上的链条半米长，矿泉水瓶口粗。双手只能合着，手铐和脚链接合处，放入螺帽，被锤扁，紧紧封死。中间插入一根钢管，两边锁住。

　　冬天睡觉，被窝里冰冷，只能侧着睡。小便还算方便，大解时难以擦到屁股。手脚戴刑具的地方，磨出了厚厚一层茧，“针都扎不进去。”

　　他在看守所买了两本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事的时候就翻翻。

　　在上诉书上，杜强用力签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笔勾的时候，把纸张勾破了。

　　每当午饭看见法警进牢房提人，杜强就觉得浑身发紧，因为他知道可能有人要被枪毙了。

　　他也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特意留了一双母亲做的新鞋。

　　无聊的时候，他写打油诗，抒发冤情，贴在墙上，往往被狱友嘲笑。

　　在看守所，没人相信杜强是无辜的。

　　他和李晋飞都偷偷写遭遇经过，藏在军绿色的被套里，这种文书，被管教看到要没收。杜强写了3、4遍，15页纸，让律师带回去。李晋飞打了10遍草稿，写好了14页，释放那天才带了出来。

　　在看守所里，李晋飞经常半夜哭喊，狱友们以此拿他调侃。

　　每进来一个“有文化的人”，向东都会把判决书拿出来，请他们分析，出出主意。

　　在2007年，他们也曾从电视上获知，国家已经把死刑复核权收回到最高法了，一度燃起一丝希望。

　　在看守所，被羁押者的工作是做冥币，每天工作7、8个小时，一捆1600张，要做两捆。

　　“搞不好哪天烧给自己。”李晋飞说，当时就是这样绝望的想法。

　　“悄悄”释放

　　杜强不愿意被悄悄放出去，跟管教吵了起来，“不给理由不回家。”

　　2008年4月，河南省高院对该案进行二审，认定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南阳中院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数月后，南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需要补充侦查”为由撤回起诉，2010年4月23日，检方正式撤回起诉，随后将案件退回南召县公安局。

　　2011年6月14日，南召县看守所为李晋飞等人开具了释放证明。南召县公安局并在同日办理了监视居住。

　　至此，他们已被羁押了5年多。

　　杜强不愿意被悄悄放出去，跟看管吵了起来，“不给理由不回家。”

　　在清白与自由之间，他暂时妥协了。

　　杜强说，因为生锈，切割机响了两个小时，才把刑具打开。切的时候，用水打湿毛巾包在脚踝处，防止火花烧伤皮肤。

　　公安人员将李晋飞、杜强送到了家门口，向东则自己坐班车回到南阳老家。

　　回想释放当天，李晋飞说，下了车，阳光晃眼，“皮肤白得跟白血病人似的”，他的头发长而蓬松，看到的邻居都吓跑了，“以为枪毙的人回来了。”

　　直到现在，只要提到看守所的遭遇，李晋飞的泪腺自动打开，眼泪不听使唤流下，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五个小时里，他的眼泪几乎没断过。他的家人说，他落下了仍然半夜呼喊的病根，每次都把一家人吵醒。

　　有时候律师来家里，李晋飞会不自觉地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杜强一度想过自杀，他也爱发脾气了，摔手机。

　　刚回来的时候，杜强每天夜里睡不着，干脆买两三盒烟，坐在小区的偏僻一隅，一坐就是一夜，父亲怕出事，远远地守着，父子俩有时对视，也不说话。

　　杜强找过很多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做电焊防盗门，干了三天，就被辞退了，最长的工作干了一个月。

　　“人家知道你身份后，不会明说不要你，找各种理由辞退。”向东说，背着这种身份，别人不敢惹。

　　同学聚会，向东婉言拒绝，去了怕难堪。

　　向东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从小走路一跛一瘸，如今，因为在看守所活动有限，他的右腿病情加重，走路身体前后摆动。

　　杜强、向东都离了婚，李晋飞的未婚妻也嫁人了。释放后，他们的婚事都不顺利，杜强和向东“勉强”找到对象，李晋飞至今未婚，“一听你是杀人犯，就再也不见面。”

　　“疑罪从挂”？

　　他们去找警方要终止侦查决定书，和办案负责人吵架拍桌子，“这个案子让我们背一辈子吗？”

　　2011年12月15日，警方对他们的监视居住自动解除。

　　杜强、李晋飞、向东，以为自己离开了看守所，解除监视居住，行动自由了，就说明是清白的。然而，当他申请国家赔偿时处处受阻，才发现“自己说了没用”。

　　是清白的，还是嫌犯？他们几个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三人找当年的检方公诉人，对方让他们找法院，法院推给公安局。

　　在南召公安局，他们找到当年办案负责人李瑞刚讨要终止侦查决定书，杜强质问“这个案子让我们背一辈子吗？”和李瑞刚在办公室吵架，两人互相拍桌子。

　　而李瑞刚，已经从刑警大队长，升为局党委委员、云阳公安局长了。

　　杜强表示，在2012年，南阳县公安局局长曾给过他和李晋飞各5万元，作为生活救济款，向东则分文未取。

　　为了申请国家赔偿，还清白的身份，杜强、李晋飞等人为此找各大国家机关跑了300多次，车票装了整整一袋。

　　201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情况，该解释在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合华表示，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了“疑罪从挂”案件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一规定不仅保障了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而且能充分发挥刑事赔偿制度的倒逼功能，将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

　　原先，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只有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才能申请国家赔偿，新法则规定，对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也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这样的案子不应该出现，”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朱明勇律师表示，所谓“疑罪从挂”的都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长期得不到终结结论的调侃式的说法，违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

　　“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公检法对于疑罪都没有担当，不敢做出疑罪从无的处理结果，所以挂起来了，导致当事人的身份存疑。”朱明勇解释。

　　2016年1月26日，南阳中院官网上挂出了关于杜强等3人申请国家赔偿在1月20日获立案的消息，而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蔡见顺，其国家赔偿申请也于1月25日获立案。

　　南阳中院宣传处长赵晖表示，虽然立案了，但法院要审查手续是不是合法，还要查看卷宗，主持召开听证会，决定赔不赔。

　　“即便拿到国家赔偿也不高兴，买不回六年的时光，挽不回一个家庭。”杜强说。

　　新京报记者 曹晓波 河南南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