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人的城市梦

　　【开栏语】

　　只有在这样一个时刻，在异乡打拼的我们才成了候鸟。

　　过年了，回家团聚，路过家门前那棵老树，看看多年未改的街道和村庄。

　　我们常说“想家”，在某种程度上，父母即为家。

　　眼前的父母，笑容里是不是多了些皱纹？他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可很多时候，却成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

　　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时间、一些文字来记录父母，说说他们在2015年的经历。在这些“候鸟日记”中，有的父母未老，却先已空巢，固有的养老理念和现实发生碰撞；有公务员父亲在一年的官场变化中，对儿子的职业取向也发生了转变；也有一年的股市沉浮，在父母身上投射下的印迹。

　　我们记录父母，也在记录这个时代。

　　父亲姓名：朱勇 年龄：51岁

　　职业：长途汽车司机

　　■ 同题问答

　　1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

　　朱勇：怀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2 用一个词总结父亲的2015

　　朱勇：难。可能是经济形势不太好，各个行业都不太景气，我们做生意也很难。

　　3 2016年父亲的愿望

　　朱勇：希望今年形势好一点，顺利一点，能挣点钱。也希望儿女更顺利。

　　城市化进程里的父亲，多年来的理想是逃离小镇。等真正进入城市，来不及享受喜悦和便利，才发现这里暗潮涌动，风险难测。没有根基的城市化，十分脆弱，再遭遇经济的衰退，整个家庭又重新回到原点。

　　这幅画面好像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田埂上，父亲走在前头，我和弟弟、母亲紧随其后，就像一股浊流穿过空旷无人的田野，追逐无处不在的微风，一起涌至河堤旁的墓地——这里葬着我的祖父母。

　　南方的冬天，空气凛冽，河水已经结冰，望向远处，能看见几株细瘦的桃树，挣扎出一点儿粉红。

　　照例是父亲点燃黄纸，让我们在墓前一一磕头，大致讲述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未来又希望祖父祖母能庇佑什么。

　　这似乎是我们家族最具仪式感的一刻了。10年前父亲带着我们离开小镇，搬入城市，大年初一的祭祀，成了将这两处勾连起的细线。

　　搬离小镇

　　父亲是一枚从小镇“奋斗”到城市的典型样本。

　　之所以将“奋斗”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词语，太用力。我越来越欣赏随波逐流，但对父亲来说，这样的人生态度不可容忍。

　　他常说：我和你母亲吃了多少苦才走到今天。我总是耸耸肩，敷衍式地“嗯嗯”，趁他还没忆苦思甜时，赶紧躲开。

　　名叫“李市”的小镇是父亲成长的地方。它如此之小，一横一纵两条街道，10分钟能逛个底朝天；小学里教过父亲的老师同样也教过我，其实就是我父亲的姐姐；遇着一个人，就算叫不出名字，寻着脸上的印记，也能判断出是谁家的孩子。

　　所以，自我记事起，就有模糊的印象：镇上没人不认识我的父亲。他们亲切地直呼他的小名：平忠。而我，是平忠的女儿。

　　父亲以勤劳爱折腾、脑子又活络闻名于小镇。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开小卖店的经历。彼时物质匮乏，香烟也是奢侈品。年轻的父亲能骑60公里的自行车，到邻县找各种关系贩回香烟出售，从中获取差价。在以前，那叫“投机倒把”。

　　最崩溃的一次是遇上工商，狭窄的乡道上，对方狂追不舍，父亲也拼了命似地踩着自行车的脚踏，身后还驮着价值好几千的货物。他常说，那是他人生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刻，只有一个字：“逃”。

　　他是小镇上第一个购买桑塔纳的人。不是显摆，是为刚刚兴起的租车商机。小时常见他围着漆黑发亮的车身转悠，一见我靠近，便会提醒我离远点。我心中不忿，还曾偷偷拿石头划过车身一道痕迹。唔，好像至今没被发现。

　　因为父亲爱折腾，1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从小镇边缘折腾到中心街道，再后来，折腾到70多公里外的城市里。

　　很多年后，母亲跟我回忆起搬离的日子，说她偷偷在新家哭了好几回，实在怀念小镇上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吹牛、打麻将的氛围。

　　父亲却快乐得很。他与人合伙投资了几条长途客车线路，占的股份虽少，但能保障基本收入；被炒得极热的酒店式公寓，父亲也入手了一套，只需要缴纳首付，再将公寓出租给房地产老板开酒店，由对方每个月支付租金来冲抵我父亲每月的房贷。

　　他甚至为我出了部分首付，在小城的黄金地段买了套商品房。彼时是房地产跃进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不知多少线的小城市，父亲购入时的房价已接近每平方米5000元。

　　父亲对新生活充满期望。

　　逃跑的父亲

　　“城市化”的快乐并没持续多久。

　　最近这两年，在与母亲的通话中，我陆续得知了一些信息。经济衰退带来的颓势不可挽回。父亲的长途客车线路一路贬值，客流量也下降不少，收益大不如前。

　　房地产老板资金链断裂，扔下酒店式公寓跑路。因为房产证一直没办，父亲的公寓收不回来，也租不出去，每月还需要负担一笔房贷。

　　而我那糟心的商品房，价格从购买时接近5000元，一度跌到每平米3000多元。

　　迫于生计，父亲又捡起丢了好久的工作，去长途客车上跟车，一出门就是3天，难得能睡上好觉。这两年，成了父亲的反转年。

　　去年我休年假回家，父亲照例和我聊天。他绘声绘色地讲，之前和酒店公寓的好几十个业主涌到市政府门口，要求政府出面解决房产证的事儿。

　　闹得大了，一群警察过来执法，他一看情势不妙，慌乱中，偷偷折身跑到无人处躲了起来。

　　父亲带着他一贯得意、戏谑的口吻来描述整个经过，意在跟我说明，他仍然懂得何时应该示弱，保护自己，不用我担忧。

　　听到他逃走的那一刻，我没能忍住，转身回到房间，眼泪滚了下来。

　　其实公寓出事后的一年里，他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是拜托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从未过多地询问他，一来是那段时间总出差，日夜颠倒。二来是内心也在闪躲，怕万一哪天父亲说出让我帮忙的话，那时免不了会将记者身份掺和进来，我该怎么办？

　　这些年在报社，跑了不少新闻，面对受访者，总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可到了父亲这里，这种想法行不通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两相为难，既不想父亲终日为生计苦恼，又不愿以记者的身份为他做些什么。我这种冲突的情绪，在他讲述如何自己“逃跑”时，一下决堤了。

　　被揭开的伤疤

　　我知道父亲生活在恐惧里。

　　自打我出生起，他似乎就没有一刻停止过害怕。害怕煤炉上沸腾的热水、高压电线、路上飞驰的车辆。这种恐惧的缘由清楚得很，怕我受到伤害。

　　如今，我结了婚，有了家庭，他仍然在为我担忧。

　　就在几个月前，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赶快请假回家，处理一下卖房的事——他为我找到了买家，拿到钱，一来可以还上我在北京买房的一部分欠款，二来也能留给父亲一笔资金。

　　那时恰好赶上手头积攒了好几篇稿子要写，遂跟他商量能否过一段时间再说。父亲急了，和我吵嚷了几句，最后又是我，没有告别，挂了电话。

　　能明显察觉到，父亲的经济能力进入衰退期，被各种投资伤透了心，对现金非常敏感，更希望有牢牢抓在手里傍身的东西。

　　房子终归是卖了，损失了10万。

　　去物业办手续那天，对方要求缴纳两年的物业费，父亲和人赔起笑脸，希望能减免一部分零头。对方不抬眼看他，嘴里“哼”了一声：“你卖房挣了那么多钱，还在乎这么一点？”

　　我心中暗叫不好。果然，父亲黑了脸，扔掉举起的香烟，挥着拳头就要冲过去打人，我连忙和旁人一同抱住了他。最后，父亲掏了物业费，一分不少。

　　这是他的伤疤，一不小心，又被人掀起了。

　　去年9月，我看到一篇同样是女儿写父亲的文字：《父亲，既已成为农民，又何苦成为股民》，“股市”成为这个家庭改善的希冀，最终却抽干了本就微薄的家底、多年劳力的累积。逐字逐句读了好几遍，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夜里哭了一场。

　　因为想起了父亲。他一辈子的理想是逃离小镇。等成功了，到了城市，这里暗潮涌动，风险难料，又备受打击。

　　2016年，我们仍然要回到小镇祭拜。跪在墓前的那一刻，父亲的心里，是在祈祷祖父祖母庇佑来年更顺利吗？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