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8: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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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满冤案平反推动者程世蓉:

救命稻草的叠加 给了我力量

2016年02月15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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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程世蓉说,比她年纪还大的陈满父母的嘱托,是她坚持11年为陈满案奔走的动力。受访者供图

  ■ 人物简介

  程世蓉

  女,71岁,中国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退休人员。自学法律,义务为陈满冤案奔走11年,被称为陈满冤案平反的推动者。

  ■ 陈满案

  2016年2月1日,经过23年冤狱后,陈满被无罪释放。1992年12月25日,海南省海口市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30岁的四川人陈满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1994年11月,仅凭陈满自己被刑讯逼供的“认罪口供”,海口市中级法院以杀人放火罪判处陈满死缓。入狱时29岁,此时他已53岁。

  ■ 对话动机

  在60岁那年介入陈满案,11年过去了,程世蓉的头发白了一半。

  但她依旧声音洪亮,步履轻盈,还保持着偏快的语速,讲到得意之处哈哈大笑,难过之处一带而过。

  她的记忆力惊人,对于陈满案的每一步进展,如数家珍。她把11年来为陈满案奔走所接触的人和案件的进展制作成一张大表格,这张手写的表格铺开占了一小半床,表格凝聚了她对真相和公正的追求。

  老者讲述了11年申诉路的艰辛,以及她感受的陈满案中,正负能量的博弈和民间慢慢聚合起来的推动力。

  介入

  盲目自信 被深度“套牢”

  新京报:陈满案宣判当天,你在做什么?

  程世蓉:几周前得知陈满案要在2月1日宣判。宣判当天,我和老伴在丽江旅游,我让老伴自己去玩,我独自在宾馆,盯着电脑、手机,看滚动新闻和朋友们介绍情况的微信。

  新京报:得知陈满被无罪释放,很激动吧?

  程世蓉:没有特别激动,心里反而是平静的。11年,每天都为陈满的案子操心,现在终于松了口气,卸下一个担子。另一方面,我对陈满的父母也有个交代,心里踏实了。

  新京报:很多人都想知道,你为什么在花甲之年,介入这个案子。

  程世蓉:上世纪60年代,我和陈满的父亲在四川绵竹政府机构短暂共事过,陈满父母是知识分子,家里有很多藏书,我喜欢到他家去借书看。

  后来我调到北京工作,就再没有过交往。2004年退休后我重返绵竹,很巧合30年后再遇到陈满父母,两位老人看上去特别苍老憔悴,他父亲走路颤颤巍巍;在我印象中他个子高大的母亲,佝偻缩成一团,跟我说了没几句就要哭了。她说她的小儿子陈满被控告杀人关在海南监狱里,家人为他申诉四处奔走十多年了,没结果。他们求我帮忙,我答应了。

  新京报:接手一桩陈年旧案,对你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

  程世蓉:当初我贸然答应,是盲目自信。1988年,我自学通过了全国第二届司法考试,为单位做过一些法务,懂些法律知识。

  拿到3大本卷宗,我反复研究了一个月,确信陈满是被冤枉的,裁判文书所列的证据,虚无且勉强,完全不能证明陈满犯罪。

  新京报:你对陈满有哪些认知?对案情走势又有怎样的判断?

  程世蓉:我跑到海南监狱和陈满见了一面,隔着玻璃墙聊了四十分钟,我们拉了一些家常,他告诉我他看了哪些书。陈满看上去很斯文,不是凶悍的人,谈话很有条理。

  我当时不了解实际的司法状况,也没有实际的办案经验,对这种案子的申诉难度没有预估,不知深浅地走进来,才发现水深不可测。我被深度“套牢”了。

  求援

  有律师说到代理先谈钱

  新京报:在给陈满案申诉过程中,你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程世蓉:我不是律师,我给自己定位是“二传手”,申诉过程中我在中间不断传递信息。向司法机关请求再审,向律师和法学专家请求援助,向社会公众呼吁支持。

  新京报: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程世蓉:我花了几个月把陈满案卷宗仔细研读、分析、摘录、列表对比,整理成脉络清晰的案情介绍和分析文本,然后上网“骚扰”一切能找到的律师。把求助过的每位律师名字整理成文档,十年下来,名单里有几百人。

  新京报:当初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

  程世蓉:大多数没有音信,有位知名律师回复我,说这案子不太乐观,需要新的证据,否则很难翻案。还有律师说愿意给陈满代理,但先要付5万元代理费,没钱?甭谈。

  新京报:你自己也向最高检、最高法递交材料,为陈满案喊冤。

  程世蓉:我直接向两级法检机关寄发特快专递18封,挂号信7封,托人给最高法、最高检转交材料3次,3次到最高法反映情况。第一次是2004年12月21日,早晨6点不到就出门,转乘2趟公交车到最高法。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新京报:这些行动反响如何?

  程世蓉:2005年两会期间,最高检的三位官员做客新华网,我向最高检渎检厅陈连福厅长反映陈满案,之后就有长达三年的交流。我还和最高法副院长苏泽林有过邮件的交流。

  最高检和最高法的介入,让我一度觉得有希望能尽快翻案。

  波折

  改变策略 转向求助公众

  新京报:后来出现了周折?

  程世蓉:2009年5月,陈满父母收到最高法院的信函,决定对陈满案不提起再审。最高法的这道门关上了,我很绝望,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新京报:你已经上了年纪,最困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

  程世蓉:陈满的父母眼巴巴地盼着我,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每隔几天就给我电话,有时不敢直接问进展,只是给我请安。我能忍心放弃吗?

  还有陈满的同学和朋友,前后捐了10多万善款,他们是我召集起来的,每笔捐款我都记在本子上,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失望。

  新京报:司法机关这条路断了,你又想了哪些办法?

  程世蓉:我改变了策略,转向求助公众。2011年我专门为陈满案开通了微博,还写了首打油诗:“只为有话今开博,唯信神州侠士多。阴霾定有散开日,不信神马浮云说。”

  在微博上,我主动加了很多法律界“大V”,经过2年多的坚持,得到一些有影响的律师和媒体记者对陈满案关注。2013年10月,我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陈满案的案情介绍,阅读量有4.5万,能有这样的关注度我已经很知足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陈满案有了真正转机?

  程世蓉:2013年7月,这个案子进入“洗冤行动”的视野,以李金星为主要推动力量,成立了一支志愿队伍。专业律师团队介入后,召集法学界、律师界、媒体界40多人开陈满案研讨会,在海口声援陈满案的自行车慢骑活动,向相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发出呼吁信等。

  2015年2月16日,陈满的律师收到最高检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平反

  稻草叠加的力量

  新京报:冤案得以平反,你觉得最大的推动因素是什么?

  程世蓉:是民间力量,专业律师奔走,网友加入讨论,他们的执着让我感动。陈满的父母把我视为救命稻草,我把律师看做救命稻草,这是一根一根稻草叠加的力量。

  新京报:这些年,你感觉中国的法治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程世蓉:11年漫漫申诉路,我能感觉到有一种看不见的正负能量,在纠缠与对撞。

  新京报: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吗?

  程世蓉:2006年,有个检察官收到案情简介后,邮件回复我:“请代问备受心灵摧残的陈满的父母亲好!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也有不负责任的人,最让我生气的是陈满案的一审审判长,2014年他还对媒体说,“我对这个案子太有信心了,绝对是陈满干的。”

  新京报:你从陈满案中收获了什么?

  程世蓉:最高检能对案件提出抗诉,启动再审程序,法院最后能做出无罪判决,有错必纠,我感受到了司法进步的力量,对中国的法治更有信心了。

  有人说我是陈满冤案平反的英雄,我不看重这个。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习了大量的法律知识,加深了对法律的理解。研究法律案件,比电视剧还好看。

  我还认识了一大批正直的朋友,他们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善。

  新京报:家人对你的行为支持吗?

  程世蓉:我老伴支持我,还陪着我去海南、四川。两个女儿一开始不太支持,担心我被某种黑暗势力伤害。

  陈满案平反后,两个女儿在朋友圈刷屏。小女儿写了一段话:“狄更斯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辈。我妈十几年的努力,不光在拯救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说:一个普通人如何不成为一个庸碌之辈。

  新京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程世蓉:休息调整一下,再做打算。我会一直关注法律案件,这是个人兴趣和价值所在,有的老人愿意跳广场舞,我愿意关注冤案。我相信社会是往前走的,要靠一件一件的事情来推动,我愿意贡献余晖,在做事的过程中我很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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