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群众”共19万人,一年内向警方提供线索超21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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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 ——习近平
【开栏语】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串胡同、进四合院、下车间,就推进北京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指明了方向。
在习近平考察北京、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北京这座大都市,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之下,采取了哪些新举措?发生了哪些变化?取得了哪些新成果?
近日,新京报聚焦5大主题,深入调查走访,探寻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治理大气污染、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等方面,如何将城市发展管理难题一一破解。
“朝阳群众”在网友眼中曾经是个神秘的组织,现今,它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管理的“名片”。
大到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明星涉毒案件,小到路边猜瓜子诈骗的治安警情,“朝阳群众”立功不胜枚举。
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指出“要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怎样能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习近平曾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
社会治安管理,是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发动最基层的民众,与各政府部门紧密联系,防微杜渐,层级分明,严丝合缝。
“朝阳群众”成为了专属名词,它开创了城市综合治理的新模式,在这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中,也是对建立具有首都特点的城市治理体系的有效探索。
如今,这支臂缠红袖标的队伍,已遍布全北京324个街乡镇、近7000个社区。它如同根须,抓牢土壤,防风固沙。
(明日将推出系列报道之二:北京治霾阻击战)
2013年冬天,某知名投资人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控制。媒体报道中,警方的线索来源是“根据朝阳群众举报”。
2014年8月,房祖名、柯震东、王学兵等艺人相继因涉毒被控制,“朝阳群众”一词再度引起热议,网友调侃朝阳群众“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在北京,出名的不止有“朝阳群众”,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
“从群众中来”
截至2015年,朝阳区的43个街乡、469个社区(村)中,算上没登记的,“朝阳群众”一共有19万人。
昨天早晨7点27分,“朝阳群众@潘007”微信群里突然蹦出一张照片:一辆浅蓝色的轻骑摩托,一对男女在车上左右张望。
“此照片是近期出现在我辖区的两名街头扒窃嫌疑人,已作案一起,如发现请拨打电话……”发布消息的人叫“平”。
“朝阳群众@潘007”,“潘”是指朝阳区潘家园小区,“007”是指“神探”。
这个33人的微信群,有“李大姐”“冯妈”“大个头”“加油站站长”……片儿警杨国建也在其中,他说,这里有小区业主、保安、居委会干部,然而,这不是全部。
“更庞大的力量是那些‘70后’。”杨国建指的是70岁往上的老人,他们不会用微信。
杨国建几乎天天和朝阳群众打交道。
他所在的潘家园社区,0.3平方公里,有38栋楼,总人口数9700多人。这里面就有240位治安员,平均一栋楼6个。
毗邻潘家园旧货市场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潘家园社区人流量大、环境复杂,18年前,杨国建就开始发动群众,60多位离退休老人成了第一批“红袖标”。
队伍在壮大,更多人选择不戴袖标。和杨国建在社区里溜达,几乎能见到的人都和他打招呼,“你能看出来谁是下线吗?”杨国建笑着问。
物业的收费员、保洁员、小卖部的老板、修车摊的摊主……瞬间在他嘴里亮了身份。
在潘家园社区工作了18年,杨国建的手机通讯录里,早就到了3000个的上限,其中绝大多数是居民的电话。
杨国建说,“下线”们都是从群众中来,他们是“警察的眼睛,百姓的嘴巴”,观察一切特殊情况,反映一切居民的紧急问题。
毫不夸张地讲,租房户到我们社区的第一天,我们就掌握了。
像潘家园小区这样的治安员,整个朝阳区(登记在册的)有13万人。
朝阳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尹航介绍,截至2015年,朝阳区的43个街乡、469个社区(村)中,算上没登记的,“朝阳群众”一共有19万人。
照此粗略计算,在朝阳区常住人口中,平均每15人中就有一个“朝阳群众”。
专职巡防队、安全稳定信息员、流动人口协管员……“朝阳群众”至少有10个“工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去年前十个月,朝阳群众提供的21万多条线索中,有价值线索4378条,侦破案件1023起,刑拘810人。
我们所熟知的明星艺人涉毒案件,实际上不足“朝阳群众”贡献的百分之一。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前十个月,朝阳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21万多条,其中关于吸毒、贩毒的线索只有851条,不到0.4%。
这21万多条线索中,有价值的4378条,根据这些线索,1023个案件得到了侦破,8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一年前,一个饭盒引起了志愿者刘立新的怀疑。
那段时间,他所在的三元里社区经常能见到邪教的传单,楼梯拐角、门缝、花坛,隐蔽的角落里到处都是。
刘立新成天盯着,一连俩月,没见可疑人进出,传单却只增不减。
她观察到,社区一名居民经常拎着一个饭盒,只要这人一出入,传单就变多,刘立新叫住她一看,传单藏在饭盒里。
去年夏天,潘家园小区里的几十辆车,在一夜之间被人划花了,车胎也被戳破。
片儿警杨国建调取录像找到了嫌疑人,却没人认识,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一位楼长大妈看出了端倪,嫌疑人留着“莫西干头”——两侧头发剃得只剩一茬,头型和身形都和楼上住户的女婿相似,最终据此找到了嫌疑人。
“莫西干头”被找到后,承认是因为心理不平衡,“看到好车就生气”。
杨国建说,在绝大多数时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也有看走眼、闹出笑话的时候。
去年年底,潘家园附近一个小商店来了俩客人,不会说汉语,要买菜刀和煤气罐,店老板觉得可疑,悄悄给杨国建打了电话。
撂下电话没几分钟,另一家刀店的老板也来电话,同样举报这俩人。
后来一查才发现,人家只是刚从外地到北京,新租了房子,正常买生活用具,没有其他心思。
大家松了口气,两位群众都有点不好意思,没事就更好了,防患于未然嘛。
杨国建觉得,要对治安员们加以培训,让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需要监控的。他编写了《“十”报告制度》发给大家,“发现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危险品的要报告”“作息反常、行迹诡秘的要报告”……
冯永红感慨,这么多年,他们做出贡献的,少有惊天动地的大案,更多是居民关心的小事儿。
这位永善社区的志愿者,总绷着一根弦“人民战争”——只针对坏人的,“我们红袖标往那一坐,邻里街坊的心里踏实,至少能对坏人起到威慑作用。”
冯永红67岁了,身边的老伙伴也都上了年纪,他们知道如何既不动声色地反映情况,又保护自己。“力气不够,可以动脑子。”
68岁的刘立新也在常年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如果觉得对方可疑,摸底调查也要有技巧,上门看看屋子有没有漏电、漏气的情况,邻居关心租户总没错吧。“不能让人觉得不舒服,还得把事儿给做了。”
四大给力民间组织
网友们口口相传,在北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被称为“四大给力民间组织”。
生活在北京,如果你只知道“朝阳群众”,那你显然out了。
除了“朝阳群众”,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
这些名字,都成了专属名词,他们是在习近平2年前视察北京之后,新近出现的“品牌”。
西城区属于老城区,大爷大妈们知人情、懂政事,更善于发现身边的敏感事件,别看上了年纪,确是观察、维护社会治安中不可或缺的队伍。
海淀区高校和互联网企业众多,网络人才发达且活跃,他们更喜欢通过网络去举报情况、解决问题。
丰台区永善社区在此前是城乡接合部,以前平房、胡同中善于调解邻里矛盾的“大了”,早就成立了“劝导队”,如今已名声在外。
官方公开数字显示,这四大组织共有85万人,他们是北京基层群防群治的中坚力量。
一位资深的志愿者说,他们虽然被称为“四大民间组织”,但管理有序,分工精细、明确,“实际上,北京在社会治安的维护上,下了很大的一盘棋。”
事实上,这四个专属名词能在网络上形成“品牌”,是相关部门有计划地强化、推广的。
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团队的一篇论文中显示,首都警方多次以“朝阳群众”的字样向社会通报案情,有意识强调“朝阳群众”的重要作用。
被网友广泛认知之后,警方又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推出“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首都群防群治的品牌。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朝阳区综治办副主任尹航说,更重要的是,怎样能让“群众”各司其职,最大效率地发挥作用。
精细化管理到什么程度?尹航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去年“9.3阅兵”的群防群治力量部署方案,足有上百页,细致到了每一条街、2773个点位,连志愿者在哪儿上厕所,都专门制了图。
四大民间组织之所以“给力”,力量更多地来源于内心。
革命一代
当了30多年志愿者的张秀茹说,“咱这老一辈在集体长大,依靠组织,相信组织,如今的年轻人都不乐意干这个,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红袖标。”
“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丰台劝导队”当中,成员大多数是老北京,他们对于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身上也留着浓重的历史痕迹。
1月26日上午9点,永善社区居委会,狭窄的大厅里挤下了近百位大爷大妈,排练即将到来的新年联欢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色娘子军》、《北京的金山上》……都是老歌,在指挥时,一位大爷高喊:“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跟他们聊天,会听到很多固定的词汇:毛主席、组织、奉献、国家……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伴随共和国红色政权长大,自幼接触、参与政治,更相信集体的作用和力量,言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67岁的冯永红,语言体系仍停留40年前。他爱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别给组织抹黑”。他嘴里的知名人物是雷锋、邱少云、董存瑞。“这些年没变过,现在还是特认同。”
这群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会拿彼此的名字打趣,冯永红,“一颗红心向着党”。他的朋友张祖华,祖国的祖,中华的华。
这些老人中,有人做志愿者已经十多年。冯永红说,和他一样,很多老伙伴不愿意提“钱”,“谁要说给经济报酬,我们脸都发热。”
志愿者胡和凤在胡同里长大,她拍着腿感叹,“当时那街坊,太亲了,我们家煮完饺子,‘咵’给你端过去;家里没盐了,先拿你们家盐罐子使使,都不是事儿。”
做志愿者也是要有理想的,这群老人的理想,就是能让邻里间的走动多一点,大家多了一份亲热,日子又有了些以前的滋味儿。“热乎,有温度。”
从幸福一村张秀茹家的窗户往外望,工人体育场尽收眼底,“连球门儿都看得到”。
张秀茹说,2015年,她有三分之一的日子都在值班,提着水壶,搬着小马扎,在楼下一坐就是一天。
打开她家的衣柜,执勤的各式短袖、长袖、马甲占了一半的空间——她已经当了30多年志愿者。
她快乐,但也有担心。最担心的是后继无人——“咱这老一辈在集体长大,依靠组织,相信组织,如今的年轻人都不乐意干这个,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有红袖标。”
国家任务
几天后,他们将和85万群众一起,穿起值班服,戴上红袖章,保证两会顺利召开。
最近,“朝阳群众”们又开始忙了。“一级防控。”
公开资料显示,在北京市的治安体系里,防控被分为三个等级,一级最高,全市上岗人数80万人,三级最低,上岗人数20万。在一些敏感时期,等级会调成一级,一天需要安排三拨人值班,甚至会安排“双人点”。
3月3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即将开始,他们知道,一年最紧张的时候到了。
最近,一级防控的通知从多个街道下发到居委会,最后通知到每一位朝阳群众。
在东南三环边的潘家园小区,北三环的三源里、安贞西里小区,遛弯的大爷、挎着菜篮子的大妈,都在为值班准备着。有些大妈心急,甚至先于通知,把电话打到了安贞西里小区的居委会:“两会马上开了,咱今年的值班啥时候开始?”
几天后,他们将和85万群众一起,穿起值班服,戴上红袖章,在北京城区五环内的主干道、中轴路边上观察来往行人,在小区内蹲守——保证两会顺利召开。
为了这个任务,潘家园社区的“群众”已经准备了两个月。
他们在三环主路边上有六个点位,每个点位安排两个人,每天早七点到晚八点,每两个小时轮换一次,点位之间,有公交车站、十字路口,人流量大,情况复杂。
早在年前,片警杨国建就已经给治安队员开过动员会了。治安队员和片警一起,检查了出租房、地下室、门店的安全隐患。
过两天还要再开一次动员会。反复强调的是,街巷楼群有人巡,矛盾纠纷有人解,重要部位有人看,突出问题有人看,敏感事件有人报。
在三源里社区,独居的68岁志愿者刘立新,打算24小时值班,关注着楼上楼下的被列入“名单”的重点人物。
这是她的“国家任务”。
A06-A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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