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神话：单相思、药方与诗歌现代性(2)

　　（上接B03版）

　　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丘”，成为屡被引用的切实之论。

　　抗战爆发后，冯至将里尔克与中国当前的处境编织在一起，而大师之间的“神秘链条”，再次发挥作用：1938年，英语世界的大诗人奥登来到战时的中国城市武汉，彼时江城正岌岌可危。暴行遍地，让奥登“想起一个人”：

　　他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古堡，当一个庞然的大物。（卞之琳译）

　　这个人，就是里尔克。这让冯至感到无比亲切，不仅是因为提到里尔克，而是“苦难的中国”需要“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的精神。他引用里尔克的诗句“……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里尔克沉默的时期，正是“一战”战时和战后——这种态度，同样契合陷入“二战”泥潭的中国人，要以沉默面对困境，勇敢承担，“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无视眼前的困难，只捕风捉影地谈战后问题，有些近乎痴人说梦，但真正为战后做积极准备的，正是这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他们绝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混沌中他们是一些澄清的药粉，若是混沌能够过去，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1943年，冯至如是说。话已至此，在抗战这个特殊情况下，里尔克“药方”，或许不再只是面向诗人，而是面向所有中国人了。

　　深沉的、静止的、雕像的美

　　“九叶派”的接力

　　1942年，冯至出版了《十四行集》，被作家朱自清评价为代表中国新诗进入成熟“中年”，形式上就受到里尔克《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的启发。这种成功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十四行集》的成功也是里尔克理论和风格的成功”。

　　写作《十四行集》时，正是冯至任教于西南联大之时。在这种情况下，里尔克影响的“接力棒”自然而然传递到了中国更年轻一代的诗人手中。在西南联大读书，郑敏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却经由冯至，读到了《十四行集》和里尔克的书信——“都是深深浸透着哲学的文学”。“4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时，我就常常在苦恼时听到召唤。以后经过很多次的文化冲击，他仍然是我心灵接近的一位诗人。”多年后郑敏的回忆，很容易让人感受到里尔克影响的传递。可以说，里尔克“直接启悟了郑敏的诗歌之路”，她创作了一批里尔克式的咏物诗，契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勇于承担，拓展生命意义。比如诗作《金黄的稻束》，从“咏物”开始，又超越自然意义上的“稻束”，探究人类存在：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这首诗，被学者张岩泉认为“是少数能将宏大的历史感触、深沉的生命体悟和精微的细节刻画冶于一炉的名篇”。冯至、里尔克这个“链条”，对郑敏的影响贯穿一生，“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创作的方向与风格”。2001年，年届八旬的郑敏深情回首：“……日后阅历多了，思维也变得复杂起来，我的诗神也由一个青春的女神变成一位沉思的智者，他递给我的不再是葡萄美酒，而是一种更浓烈的极香醇的白酒，我的诗有时有些不胜任，但生命是不会倒退的，正如江河，我只能向大海流去，永不返回。”

　　除了郑敏，“九叶派”诗人中，穆旦、陈敬容、唐湜、袁可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里尔克作品的影响。剖析“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这一主题时，张岩泉评论道：“对‘沉思’与‘哲理’的欣赏是中国40年代新诗接受里尔克影响的基本依据：因为沉思内敛有助于祛除流行的浮浅喧嚣，哲理探寻也能强化新诗一向单薄的智性内涵。”这不仅是里尔克、冯至乃至奥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诗人“自身的自觉选择”，“寻获了40年代中国新诗克难履险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借镜”。

　　在《汉语中的里尔克》一文中，诗人臧棣也认为：“在30、40年代，艾略特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某些被判定是与现代诗歌有关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观念上，奥登的影响差不多完全限囿于修辞领域，只有里尔克的影响越出了上述领域，对中国诗人的人格风貌和精神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里尔克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诗歌的现代性的渴望。”同时，他表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诗人是通过里尔克的眼睛首次隐约而又敏感地眺看到新诗的现代性前景的”。

　　不过，显而易见，诗人们的目光主要停留在里尔克中期作品上，探讨“观看”与“经验”，追求“深沉的、静止的、雕像的美”，而里尔克后期代表其艺术巅峰的《杜伊诺哀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直至1940年末，“只有零星的译介，难见深入的讨论”。

　　“或许是‘烽火连三月’的战争环境妨碍了中国诗人的抽象思考，或者是‘穷年忧黎元’的民生关怀桎梏了中国诗人的超越追求，又抑或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诗人那里稀薄几近于无的宗教文化传统阻击了他们对于宗教性救赎观念的吸收……总之，里尔克后期诗作和内敛其中又喷薄而出的文化精神未能长驱直入中国现代新诗；然而，或许正是这样的‘异质性’，恰是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匮乏许久急需补充的要素。”张岩泉最后谈道。

　　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

　　一代人成长的写照

　　里尔克对中国年轻诗人的影响昨日重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在后来被形容为文学的“黄金年代”，文学热潮汹涌。去年，在一次主题为“里尔克与中国当代诗歌”的沙龙上，诗人西川表示：“里尔克在诗歌里面出现的不是那种大声叫嚷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稍微倾向于病态的、沉思的、多思的东西。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伟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和我以前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时就觉得里尔克是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至少他给我们这一代提供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

　　学者王宏图与西川同年，都出生于1963年。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论文中，他引用里尔克的诗句“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解释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这两句诗成了我本人、乃至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烦恼与痛苦的真切写照。”不仅如此，甚至以里尔克的一首诗“概括”他们那一代人的基本的文化立场：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像风雷

　　与星光似的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里尔克与中国诗歌写作甚至“文化立场”的相互编织，显示出里尔克作品的持久魔力。臧棣认为，对中国诗人来说，唯一真正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是里尔克的神秘主义，但恰巧，“他把《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都自视为犹如神助的作品”，其中充满神秘、晦涩、“诗之思”——北岛曾表示，这两部作品“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即便如此，谈论“汉语中的里尔克”时，臧棣开篇即说：“里尔克堪称中国新诗中历久不衰的神话。”2007年，学者范劲撰文也称，“里尔克对于大多数中国崇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神话”。

　　“无论是在30、40年代，还是在现时，对中国诗人来说，他都是一位令人着魔的伟大诗人，一位风格卓越、技艺娴熟、情感优美的现代诗歌大师。在许多方面，比如在诗人的性格与生活的关系上，在天赋与写作技艺的关系上，在心灵的敏感与诗歌的关系上，在从事现代诗歌写作所需的精神品质上，甚至在对女性的关系上，他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用更简洁的话说，他本身就是一部有关现代诗歌的写作奥秘的启示录。”臧棣接着写道。

　　对于中国诗歌来说，现代性主题的书写、宣扬与缠斗，从未停歇，正因如此，里尔克这部“现代诗歌写作启示录”，才真正“历久不衰”，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