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倾听建造一座神殿

　　里尔克的思想虽然比较驳杂、高蹈、玄奥、具有强劲的生长性，比如从早期的抒情，到中期的注重经验再到后期的超验哲学，构成了其诗学发展的轨迹，但也有一个隐含的脉络，即从“看”到“听”的诗性转换过程。里尔克的诗总是有关变化、途径、门、道路打开。他将道路想象成一线声音，要跟随那声音，就必须去倾听。从这个意义上说，里尔克是给现代哲学以重要启示的先驱之一。

　　强烈的诗人使命感

　　在“贫困时代”追寻神圣

　　对一个诗歌学徒来说，那些改变了文学史序列的强力诗人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他们扮演着先行者、导师和潜在的对话者的角色。而在影响中国新诗发展的一长串闪光的名单中，里尔克或许是最为卓异的一位。

　　里尔克似乎天生就有强烈的诗人使命感。他很早就学习写诗，并将其当做一生唯一值得从事的志业。他的一生是充分艺术化的一生：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广泛交游，与罗丹、瓦雷里、纪德等当时最优秀的诗人艺术家都有深入接触，而他与俄国才女莎乐美的恋情则更为其诗人生涯增添了浪漫主义的气息。作为一位德语诗人，里尔克朝向诗歌艺术高峰的不懈攀越显示出耀眼的精神光芒。在《为一位女友而作》中他说，在生命与伟大的工作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古老的敌意。这种敌意要求艺术家放弃现世的享乐，将自己交付给更为伟大的存在。为此，他选择自我流放，将孤独视为自由的保证，认为诗人应像“果实中的核”一样“在幽暗中努力”。通过塞尚的绘画和罗丹的雕刻，他领悟到从事伟大的创造性工作需要一种“工匠”般的忍耐力和专注度，必须倾其全力投入到与语言的搏斗之中。里尔克的一生，契合了大众对诗人的浪漫想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借助三联书店出版的那本薄薄的传记《里尔克》，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诗人。

　　我与里尔克的“相遇”可追溯到1991年，记得最先接触到的并非里尔克的诗歌汉译，而是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被阐释的那个里尔克。海德格尔在那篇著名的论文《诗人何为？》中，令人震惊地指出了一个“贫困时代”的到来：上帝缺席，诸神隐退，世界之夜降临了，并且已经进入了“夜半”，而“夜半”正是最大的时代贫困。同时，这个世界之夜又是“技术的白昼”，技术统治了世界，人性和物性被计算成市场上可以交换的商品……海德格尔的追问令每个严肃的思考者额头沁汗：“在一个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海德格尔认为，作为“终有一死者”的诗人，其天命就是要去追寻远逝了的诸神的踪迹，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道说神圣。但是具有这样的洞识、忧思、才力、并敢于冒险跃入深渊的诗人极其罕见，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荷尔德林、里尔克才够资格被称为“贫困时代的诗人”。

　　彼时的中国，正是理想主义退潮而物质主义开始抬头的时期，在政治抒情的猝然中断之后，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精神迷茫的氛围中，诗歌理想也因海子之死而蒙上沉重的阴影，海德格尔的追问激起了我对“诗人的天职”的思考，也对里尔克产生崇敬之情，而里尔克的名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当时成为不少诗人坚持写作信念的座右铭。九十年代后，里尔克的作品中译本陆续出版，包括诗歌、随笔、小说、评论、书信、传记等等，迄今我购藏的里尔克中译本和相关研究著作就有二十多种。

　　从“看”到“听”的诗性转换

　　世界不再是图像，而是音调

　　然而，我们对里尔克的认识其实还远远不够，还存在着较多的偏见、误读，里尔克更加深邃的精神矿脉远没有被汉语读者充分深入地挖掘出来。简单地说，里尔克的诗歌魅力最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对于前者，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而对于贯穿其创作始终的神秘主义、作品中的神性维度，包括其个人化的基督教思想，我们则所知甚少。在他的代表作中，有很多超验的体验，有大量涉及基督教题材的诗歌、用典，加上他内省盘诘的语言表现方式，无形中增加了诗歌的晦涩，这是让读者普遍感到困扰的地方。事实上，里尔克的思想虽然比较驳杂、高蹈、玄奥、具有强劲的生长性，比如从早期的抒情，到中期的注重经验再到后期的超验哲学，构成了其诗学发展的轨迹，但也有一个隐含的脉络，即从“看”到“听”的诗性转换过程。

　　众所周知，视觉、听觉、触觉，是人类基本的感知方式，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事物，确立与事物、空间、时间之间的关系。而诗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处理人、物、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故而不同感知方式的强化与融通，不仅使我们获得存在的完整性，又涉及诗歌写作的奥秘。在这方面里尔克做了长期而深入的思考。

　　在《布里格手记》里他多次谦卑地说“我学着看”，“看”是艺术创作的前提，意味着一种抛却主体前见，无限靠近物的本性的“观察”与“凝视”。在这部诗体小说中他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诗是经验。”他强调：“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除了如此这般地“看”，还要回忆，要让回忆“成为身内的血、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只有这样，诗歌才能脱颖而出。

　　里尔克对“看”的思考成果集中体现在《图像集》、《新诗集》的写作当中。如何“看”是一个诗人必须学习的与事物相处的方式，而在里尔克后期的诗歌中还体现出“听”的智慧。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可见的世界，而“听”却为我们打开一个不可见的世界，是音乐和风，寂静与时间。听与事物的关系，更为亲近，具有参与性和交流性，甚至带有神启的意味。里尔克晚期代表作《杜伊诺哀歌》的诞生就仿佛来自冥冥中的神授——当时里尔克独居于意大利海边的杜伊诺古堡，在写作困顿中，一天，他在城堡外散步时，突然听到狂风中似乎有个声音在向他喊叫：“究竟有谁在天使的阵营倾听，倘若我呼唤？”他匆匆记下这些句子，回到城堡，到晚上就完成了第一首哀歌。时隔十年之后，那来自“另一个的声音”又再次降临于《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的开篇，那是“耳中的高树”。诗中流露出一种由“转变”带来的欣喜，并要为倾听建造一座神殿——“一棵树从那儿升起。呵纯粹的超越！/呵奥尔甫斯在歌唱！呵高大的树在那只耳中！/而所有的事物静默。即使在那种寂静里/一种新的开始，信号，和变化显现。”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显然发现了“倾听”在里尔克诗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说，里尔克的诗总是有关变化、途径、门、道路打开。他将道路想象成一线声音，要跟随那声音，就必须去倾听。在里尔克看来，奥尔甫斯代表着现代倾听力量的英雄。他代替诗人深入到内心的深层维度，把可见的在者转换为不可见的“内在世界空间”。如果说我们的意识是金字塔的塔尖，那么它的基座则建筑在我们的身体内，无限扩展，在语言的森林回响着各种感官经验打通之后的齐声轰鸣。对“倾听”这一新的感知范式的强调，改变了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上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视觉中心主义，世界不再表现为图像，而是存在的呼声，是另一种音调，里尔克说，处女的耳朵躺在这音调旁，她将死于极乐，或者娩出无限。自此，耳朵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意象，倾听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论题，被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布朗肖、阿甘本等哲学家不断阐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里尔克是给现代哲学以重要启示的先驱之一。

　　海德格尔说，“我们这些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在完成了《杜伊诺哀歌》之后的1922年夏天，里尔克在暂居的穆佐城堡接待了前来探访的塔克西斯侯爵夫人，在小城堡里，里尔克给侯爵夫人读诗，第一天朗读了十首《哀歌》，第二天又读了五十多首《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那是一幅动人的画面：一位优雅的朗读者与一位虔敬的聆听者，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古堡寂静，除了诗歌的音律，还有微风吹拂林梢的轻柔，以及眼中纯澈的泪水。

　　“一棵树从那儿升起。呵纯粹的超越！

　　呵奥尔甫斯在歌唱！呵高大的树在那只耳中！

　　而所有的事物静默。即使在那种寂静里

　　一种新的开始，信号，和变化显现。”

　　——《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

　　□梁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