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和理性，思考俄罗斯命运的两把钥匙(1)

　　如果说《生活与命运》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作为姐妹篇的《一切都在流动》就是20世纪的《从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格罗斯曼继承了拉季舍夫的理性精神和思想勇气，用兼具文学和政论色彩的文体对俄罗斯的命运做了深刻思考。我们注意到，《一切都在流动》中关于自由的这些深刻思考，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的苏联社会语境中进行的，文字的厚重历史感与思想的浓郁现代性相互交织，构成了猛烈的阅读冲击力。

　　《一切都在流动》是20世纪下半期最杰出的俄国作家之一格罗斯曼（1905-1964）的绝笔之作，它写于1955年-1963年间，1970年在德国率先面世，但在苏联，直到作者去世26年之后方首刊于莫斯科《十月》杂志1989年第6期；又过了26年，董晓翻译的此书中译本终于由群众出版社推出。

　　这部译成中文不到20万字的小说，篇幅与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似，也常被称为“中篇”，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叫伊凡，两部小说的情节线索也均建构在主人公具体的所见所闻和深远的所思所想上。但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早已赢得稳固的文学史地位，而《一切都在流动》在短暂的轰动之后却似乎在走向沉寂。其实，单就作品对于个人与自由、人民与专制、俄罗斯的历史宿命等问题的广泛深入的思考而言，《一切都在流动》远胜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格罗斯曼继承了拉季舍夫的理性精神和思想勇气，用兼具文学和政论色彩的文体，对俄罗斯的命运做了深刻思考。

　　流动世界中的恒常

　　若干坚定的世界观

　　格罗斯曼这部小说的思想力量，首先就体现在主人公（亦即作者）关于自由的思考上。伊凡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劳改营，达30年之久。小说从他乘火车自哈巴罗夫斯克返回莫斯科写起，写到他在莫斯科与表兄尼古拉的见面，他前往列宁格勒寻访往日的生活痕迹，路遇当年诬陷他的“告密者”，他最后失望地离开这所谓“双都”，在一座小城当了钳工，并与女房东安娜相爱，但安娜不久因患绝症死去，在小说的最后，伊凡返回黑海边的故乡，发现山冈上的故居已经坍塌。这便是小说的完整情节。这一十分简约的情节线索，使得有人竟质疑起《一切都在流动》的“小说”属性来。

　　读过《生活和命运》的人，都能感觉到格罗斯曼卓越的小说情节建构能力和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功底，可在《一切都在流动》中，他显然在有意识地淡化这部小说的情节，其原因或曰动机或许就在于：首先，步入晚年的作家显然情愿把更多的篇幅、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的“非文学”思考中去；其次，他显然在刻意地将主人公的思考过程当成小说的情节结构主体；最后，这部小说空前“自由”的文体实际上也在暗中呼应小说的“自由”主题。可以说，这部小说的情节就是主人公的思索，更确切地说就是作者本人的思考。思考就是这部小说的情节，而主题就是自由，就是关于自由的思考。

　　小说的标题是一个用典，即赫拉克利特所谓“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谓“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恩格斯对这个思想有过更通俗的解释：“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灭。”小说的中部出现了这样一句点题的话：“是的，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列火车。”（第114页）火车是生活，就像流动的河水。在返回莫斯科的列车上，伊凡意识到：“当他没有在场的时候，生活在继续，在前进，而他则是被生活遗忘的人。”（第8页）但随着伊凡与各色人等的接触，随着伊凡斑斓急促的持续思索，他却逐渐形成一个坚定的世界观：在流动的一切之中依然存在着某种恒常的东西，这便是自由以及关于自由的理想和信念，对于自由的憧憬和追求。在《一切都在流动》关于自由的思考中，我们至少可以感觉到如下几个既振聋发聩、又发人深省的归纳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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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纲领

　　生活本身就是自由

　　首先，是对自由的本质、自由的不同层次的思考。伊凡之受迫害，起因就在于他在大学课堂上声称，自由是可贵的幸福，它对于人来说与生命同等重要，限制自由就是摧残人，而消灭自由无异于一场屠杀。这番言论发表之后，他迅即被学校开除，随后遭流放。但是在牢狱中度过30年之后，伊凡的自由信念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更加强烈和成熟了，他坚信：“人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一切生命的历史——从变形虫到人类，都是自由的历史，都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生命本身就是自由。”（第237页）。自由，是人的存在的首要前提：“活着，就意味着成为一个自由之人！”（第233页）这是存在意义上的自由，是存在的最高纲领，但还有一种更为具体的、生活的自由。

　　伊凡在与安娜的交谈中这样说道：“以前我认为，自由无非指言论、出版和良心的自由；可现在我认为，自由包含在所有人的整个生活里。自由意味着：想种地就有权耕地；想做鞋就有权做鞋；想裁衣就有权裁衣；想用自己种出的麦子烤面包，就有权这么做；烤出的面包究竟是卖掉还是不卖，全由自己做主；钳工也好，炼钢工人也罢，包括艺术家，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命令。可事实上无论著书立说者还是种地做鞋者，现在都没有自由。”（第100页）这是自由的最低纲领，可就连这样的自由在20世纪相当长时间里的苏联社会也竟然是缺失的。

　　将存在的自由与生活的自由勾连起来，格罗斯曼这样概括自由的本质：“人的历史就是人之自由的历史。人类力量的增长，首先应当体现在自由的增长。自由并不像恩格斯所理解的那样，是自觉的必然。不，自由直接对立于必然性，自由是被超越的必然性。进步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自由的进步。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自由，生活的演变就是自由的演变。”（第208页）

　　（下转B13版）

　　□刘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