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和理性，思考俄罗斯命运的两把钥匙(2)

　　（上接B12版）

　　2 反思俄国命运

　　追溯俄罗斯灵魂的奴性

　　其次，是对俄国“非自由”（несвобода，亦可译为“不自由”）传统的追溯和反思。在一个连“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和工作”的自由都没有的国家，还能谈得上其人民的安居乐业吗？回顾俄国的历史，小说作者痛心疾首地发现：“几百年来，俄罗斯只有一样东西没有见到过，那就是自由。”（第58页）“俄罗斯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其自身的一种奇怪的本质——这是一部非自由的发展史”！（第208页）俄国作为一个专制政体根深蒂固的国家，其国家性的体现或曰构成，有三个极度制约自由的因素，即人民的奴性、君主对自由的恐惧和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这三者构成“非自由”的三个不同侧面，同时又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格罗斯曼所目睹的令人痛心疾首“非自由”。

　　俄国许多思想家和作家都曾对俄罗斯民族性格推崇备至，赞叹其“恭顺”、“同情心”、“全人类性”和“弥赛亚意识”等，可在格罗斯曼看来，“他们都看到了俄罗斯灵魂的力量，悟出了它对世界的意义。但他们却没有看见，俄罗斯灵魂的特点正是产生于不自由之中；没有看见，俄罗斯灵魂就是千百年来的奴性。”（第205页）“对个性的无情压制，千百年来都紧紧伴随着俄罗斯人的历史。个人历来都对君主和国家奴颜婢膝地顺从。”（第204页）

　　在俄国历史上因而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即甚或在每一次巨大的民族胜利之后却往往会出现新的专制和更加残酷的暴政：伊凡雷帝在大肆扩张、加冕沙皇后反而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暴政；彼得改革，原是俄国靠拢西欧的一次战略抉择，但彼得改革所体现出的专横的君主意志和残忍的国家手段，却使得在伊凡三世时期确立的农奴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结果，“俄罗斯表面的生活愈接近西欧……那么隐藏在生活深处的俄罗斯与西欧的鸿沟就愈是深广”（第208页）；俄国军民打败拿破仑后，恰达耶夫那一代人却在感慨：“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唯独把镣铐留给了自己。”

　　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原本是对自由的追求，是自由精神的释放，可它最终却转变成对自由的戕害，让俄国空前地丧失了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反而使得“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格罗斯曼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世代相袭的“奴性基因”（第207页）。“俄罗斯生活与西方生活表面上愈相似……俄罗斯生活与欧洲生活在最隐秘的本质上的潜在鸿沟也就愈大”，因为，“西方的发展得益于自由的增长，而俄罗斯的发展则得益于奴性的增长”（第208页）。

　　在俄国，国家伟大的军事胜利和建设成就，可能就意味着自由的被奴役（如成千上万的劳改犯被驱赶去修建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可能意味着对自由的忽视，那些胜利和成就甚至会成为与自由相互对立的象征物，似乎是有意让个人在它们面前显得渺小，感到自惭形秽，更遑论20世纪那些惨绝人寰的有意扼杀自由、乃至生命的国家行为，如集体化运动、乌克兰大饥荒、肃反、遍布全国的“古拉格”集中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和驱逐等等。

　　诸如此类的灾难之所以会在俄国的历史上连续不断地重复出现，在格罗斯曼看来，专制君主的意志发挥了相当大的决定作用，而他们性格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自由的极度恐惧”，从伊凡雷帝到彼得大帝，莫不如此。就这样，在促进俄国的发展时，俄国历代君主均是以蔑视和践踏自由为代价的，甚至经由不自由的方式和路径，格罗斯曼因此颇为绝望地发出这样的感慨：“于是，俄罗斯的进步与奴役就被一条千年的锁链相互捆束在一起。每一次对光明的冲动，都加大了农奴制这个黑暗洞穴的深度。”（第210页）他甚至绝望地预言道：“俄罗斯何时才会产生自由的、充满人性的灵魂？这一时刻何时到来？//也许，它不会出现！永远也不会出现！”（第215页）

　　3 劳改营内外的“悖论”

　　信念究竟在哪里丧失？

　　最后，是关于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人身自由和心灵自由、相对自由与绝对自由之关系的思考。坐了30年牢的伊凡获得自由，可他却惊讶地发现，就人的自由而言，铁丝网内外的生活似乎并无差异：“他突然有了一种幻觉，似乎那带刺的铁丝电网已不再需要了，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从隐秘的内在本质来讲，与劳改营的生活是等同的。”（第64-65页）铁丝网“里面的人”生活得反而自由一些，因为他们尚具有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尚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他们因为被隔离反而赢得了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而铁丝网外的自由人却丧失了起码的个性。“如今，他发现，人的这些弱点在铁丝网两边其实都存在”，“现在他自由了，可是他仍然看到了可悲的弱点，看到了残忍、贪婪、恐惧，看到了劳改营里的一切。人其实都一样。他照样为这些自由之人感到悲哀。”（第105页）

　　被关进劳改营的“老人”，如沙皇时代的白军、参加过国内战争的红军老兵、20年代的共产国际成员等等，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理想和激情，“可是，那些没有被关进劳改营的自由老人却没有在身上保持过去年代不可重现的时代印记”（第110页）。

　　另一方面，被释放出劳改营的人，重获自由之后却表现出了更多的顺从、胆怯和谨小慎微，“这些人仿佛受到了严格的看管，甚至比在劳改营受强制劳动那会儿更不自由”，“ 毕竟，在劳改营生活的苦难、肮脏和迷茫中，囚犯们身上还透露出一丝光明与力量——对自由的渴望。自由之心是永生的”（第111页）。伊凡想起劳改营中一位沙皇炮兵少将的话：“我绝不离开劳改营一步。”因为在劳改营里还有熟人，有友谊和温情，还有记忆，对往日的重温，更重要的是，还有对自由的渴望，因为，“只要能肚皮贴着地爬出劳改营，哪怕失去眼睛和双腿也值得。那将是最大的幸福，即便死在哪该诅咒的铁丝网仅十米之远的自由之地”（第91页）。可是，“外面的人”却全然没有了这份渴望，他们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彻底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由思想的能力。更为可怕的是，“外面的人”甚至甘于、甚至善于和勇于“告密”，通过剥夺他人的自由来保住自己虚妄的“自由”。因此，“伊凡·葛里戈利耶维奇很想再回到铁丝网那边去……他想对他们（即难友们——引者按）说：‘确实，获得自由多么可怕！’”（第91页）

　　奇妙的是，在《一切都在流动》的作者看来，那些卑鄙无耻的“告密者”，甚至连那些助纣为虐的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持自己可怜的自由，“人毕竟还是人。这真是奇妙而怪异的事实——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果真没有让自由消亡，甚至他们中间最可怕的人也将自由珍藏在可怕而扭曲但依然不无人性的心灵中”（第241页）。小说作者是在用这样一种充满悖论的方式论证自由和自由之心的无处不在。

　　理解的重负与明晰

　　独立的终极思考

　　在《一切都在流动》的作者看来，人的绝对自由只有两种，即精神的自由，抑或死亡。女房东安娜当过集体农庄主席，当过参与扼杀自由的“积极分子”，可她却在生活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甘愿逃往外地做一个厨娘，以完成她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第163页）的思考。她虽然因病去世，但她在伊凡的帮助下完成思考和反省，在死亡到来之前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在选择的自由之后，她又获得了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

　　除了女主人公安娜的死亡外，作者还将其他两种死亡与自由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一是作为苦难之解脱的自由，作者在叙述了“人民公敌”的妻子玛莎无缘无故遭受的各种苦难和凌辱之后，说她终于“离开了劳改营”“获得自由”，“人们最后一次看了看她的脸庞，看到了她的脸庞上那犹如孩童般可爱的欢喜表情和怅然若失的神态”（第137页）；二是作为自由之释放的死亡：斯大林意外地死了。

　　在小说的结尾，伊凡返回位于黑海岸边的故乡城，这里就是普希金写下著名的《自由颂》一诗的地方，可伊凡却认为，大海并非自由，不过是“自由的相似物，自由的象征体”（第240页）。他来到山冈上的祖屋前，祖屋已是一片废墟，但是在这一悲剧感甚为浓重的场景之后，小说却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他伫立在这里，一个白发苍苍的驼背老人，依旧没有丝毫改变。”（第242页）谁能说伊凡是个失败者呢？他是流动的一切中的永恒，他像《老人与海》中的老渔人一样也是一位凯旋的英雄，因为他最终成了一位自由的人。伊凡之自由，自然不仅在于他的获释，而更在于他的思考，在于他关于自由的思考。一个能够对自由进行独立思想的人，自然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切都在流动》中关于自由的这些深刻思考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的苏联社会语境中进行的，这显示出了格罗斯曼这位伟大俄罗斯作家的胆识和勇气，更显示出了自由思想自身的强大力量。小说主人公伊凡在获悉安娜身患绝症后痛苦万分，因为“他渴望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能出院归来！他将向她讲述他所回忆的一切，讲述他所思考的一切，他所理解的一切。”“同样，她将与他分担理解的重负与明晰。这正是抚慰他的苦难之所在，这正是他的爱之所在。”（第172页）格罗斯曼留下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无疑也在希冀我们与他分担“理解的重负与明晰”。伊凡在给安娜送葬时痛心疾首，因为“他没能与安娜分享自己在她生病住院期间所回忆、思考、撰写的一切”（第238页），但值得庆幸的是，作者却与我们分享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