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 藏在画布背后的人(1)

　　“人们时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他一定生来就知道自己擅长某事！他一定知道他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怎样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在我身上，一定藏有某种潜质，但那又会是什么？”梵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呼唤道。梵高一生都在寻找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他希望为穷人传播福音，希望用画养活自己。他一次次出发又离开，但总是被失败重重锤击。

　　传 记

　　从《渴望生活》的甜腻到《梵高传》的客观

　　“学术研究和大部头圣徒传奇的典范”。伦敦《每日电讯报》这样评价史蒂芬·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传》。在此之前，梵高神话最著名的塑造者是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这部写于1934年的“传记小说”是许多人了解梵高的首要途径。《渴望生活》写得极好，将梵高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屡败屡战的决心刻画得淋漓尽致。

　　《渴望生活》通过小说的笔法，以极富画面性的表现方式，写出梵高不断游历、学画、受挫的打击和始终怀抱的金子般的心，梵高同情最底层的妓女、矿工等人民群众，用心贴近他们的生活，用最淳朴的画笔给他们带来慰藉，但高傲的巴黎艺术界不理会他的风格，让他一次次陷入最贫苦的境地。读者无不会被梵高这个流亡凡间的天使打动。在这一情感渲染下，梵高深染梅毒、被精神病折磨得心智昏乱，使他成为受难的约伯，无论遭受多大打击，对艺术上帝的信仰不变。

　　《渴望生活》是圣徒梵高的行传，梵高在人间用画笔镀刻出善与美的强烈色彩，背负着艺术的十字架，走过冷漠虚荣的人群，面对他们的嘲讽和不屑，悲悯地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最后贫病交加，生活困顿，在麦田上杀死自己，让梵高有了耶稣重生的光辉，在艺术的子宫里获得救赎。

　　从此以后，梵高神话不断发酵，成为流行文化中最值得哀悯的圣徒传奇，成为用血肉换得艺术纯美的殉道者。

　　在21世纪，史蒂芬·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开始撰写一部新的《梵高传》，译者沈语冰在后记中说“它将传记写作和艺术史研究带进了数码时代。利用当代计算机技术对多达10万张卡牌所做的数据处理，让这项本来有可能耗时30年的工作，得以在10年内完成。另据作者所说，他们为此书所做的注释多达28000条，打印稿达到了5000页”，他们专门开设了一个网站放置这些资料。

　　不仅如此，这部传记实际的参与团队包括至少8位研究者和18位翻译者。正因为有了信息技术的支持，才让《梵高传》的作者团队能够全方位还原梵高和他所在的时代。对梵高形象的塑造，不仅通过他和弟弟提奥之间的书信，还借助他的家人、同事、朋友、艺术同行的书信、评论等资料，从侧面写出他人对梵高的看法，让梵高的形象更加立体。不同于一般传记使用A Life，这部传记的英文名称Van Gogh：The Life，表明它对自己真实性和全面性的信心。

　　这带来的成果是，作者们在资料间发现了梵高一些不那么神话的方面。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要属《梵高传》对梵高之死的调查。读起来仿佛是一份刑侦报告。根据弹道分析，子弹是以“一种不一般的角度射出的——而自杀时子弹通常是直射进去”并且“子弹显然是从距离文森特很远的地方射出的，远到他根本不可能扣动扳机”，梵高也没有留下遗书或者其他暗示自杀的举动，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梵高不直接射击头部，而是射中不容易致命的腹部。

　　梵高去世66年后，有一位老人说当初梵高的手枪其实是他的，他们是奥威尔的一群富家子弟，对梵高这个怪人一向很讨厌，所以很有可能是在嘲弄梵高时误伤了他。为了保护孩子们，也承受不了更多的精神打击，梵高主动选择死亡，因为他说过“我不会特意寻死，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

　　关于梵高的死，《渴望生活》这样写道：“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扣动扳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抛开事实的准确性不谈，这样的描写本身就带着强烈的“煽情”效果，它将梵高的死亡提升到一个夸张的哲学和象征高度。让梵高的“自杀”成为命中注定的宗教式回归，而罔顾梵高遭受的真实折磨。《渴望生活》相比“传记”更多在“小说”范畴。这样的虚构在小说中是允许的。欧文·斯通说，“我的主要来源是文森特·梵高写给他弟弟提奥的三卷书信。更大部分的材料，是我循着文森特跨过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足迹发掘出来的。”因此这本书并没有发现更多材料，对梵高的想象毕竟介入主观太多。

　　有了对比，就可以看出《渴望生活》对梵高描写的“甜腻”之处。《渴望生活》揭示出梵高对艺术的执著与爱，他的不幸遭遇，与他本身的性格也有相当大的关系。梵高更全面的形象必须借助更加广博的资料来展现。

　　人 生

　　艺术的“黑天使”而非圣徒

　　《梵高传》通过梵高人生的失败和艺术的成熟两条主线交织穿插，在每一个节点上，他的探索和执拗都深深影响着周围的人。梵高自幼性格孤僻，他迷恋过去，喜欢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喜欢在大自然里收集植物和昆虫标本。

　　在欧洲经济风雨飘摇的年代，人人都感到世事无常，人人都向往艺术，梵高本可以接受家人安排，在画廊里走上中产阶级艺术经纪人的康庄大道，但他和同事关系不睦，“一方面在回避着别人，一方面也在被别人回避着”。

　　梵高福音传道事业的彻底溃败让艺术成了他回应至高召唤的唯一途径。他用画笔描绘底层人民的贫苦，希望他的画作“表达的是某种同音乐一样能够抚慰人心的东西……某种永恒的东西”。他深入矿区和荒原，为劳动人民的苦难陶醉。“文森特却只将矿工们视为基督教徒中的英雄，丝毫没有将他们看成受害者。他劝他们不要反抗，而是要庆贺自己的苦难——为享有苦难而欣喜”，梵高对欧洲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毫无感觉，只因为他在他们对苦难的顺从里看到了圣徒一样的悲悯，他们也不欢迎梵高，觉得他很怪异。

　　在早期，梵高寻找一种“比纯黑更强烈的、更深的色调”，认为黑白肖像和版画是唯一好的东西。作为艺术经纪人，提奥深知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卖出高价。他不听从弟弟的劝告学习印象派明亮的色彩，虽然它们在市场上更受欢迎。他的呼告在《吃土豆的人》中达到顶点。当他来到巴黎和弟弟同住时，梵高猛然受到了色彩的启迪。“我信仰色彩”他说，“每幅画都以丰富的色调、戏剧性的光线、幽暗的背景以及浓墨重彩的颜料画出，既是对蒙提切利（以及德拉克洛瓦）的致敬，又是对所有所谓‘现代’色彩学家的批驳”。

　　他蛮横地向弟弟要越来越多的钱雇模特、买颜料，一遍又一遍申明自己焦灼的艺术渴望，似乎只要更多的钱就可以将他心目中的艺术分娩出来，但他的坚持在弟弟眼里只是古怪的执拗。他们争吵，提奥无数次想放弃他，可某种奇妙的联结让提奥总是忍不住重拾对他的关心。为了雇佣模特和纾解性焦虑，梵高承认他对“这些该死的坠入风尘的女人”有兴趣，出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和交谈的需要，他承认对她们有一种‘特殊的怜爱’”，结果染上淋病和梅毒。他照顾妓女西恩和她的孩子，结果被家族视为败德。

　　梵高的画不为当时的艺术界欣赏。他临死不久，巴黎艺术界才发现了这个“孤独的灵魂”，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为他带来多少收入。梵高一直渴望和家人和解，希望他们理解自己的坚持，但家人总是被他的暴躁脾气激怒。父亲多洛斯写道“文森特让我们多么焦头烂额”。以至于在他去世时，亲人中只有弟弟提奥出席葬礼。

　　梵高是艺术的“黑天使”，不是纯洁无瑕的圣徒，艺术之神附着在他的身上，耗尽他的肉身，拖垮他的精神，为他注入灵感和技巧，从中诞生出新的神话。他先知地感觉到艺术的低语，他拼命地呼告，但周围人看不见也听不到，只惊讶地看着这个自以为是的疯子。站在未来的我们，难以不相信它的吊诡：梵高越来越近地走向他的成功，画出一幅幅千万级的作品，但在周围人的眼里却是他越来越难堪的失败，连梵高都深为自己的拖累感到负疚与尴尬。文森特之星的冉冉升起，要在下个世纪才会出现。

　　（下转B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