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出入文史之间，聚焦晚清女性(2)

　　（上接B02版）

　　从“奇女子吴孟班”到“乐歌启蒙”

　　由个案进入晚清社会生活图景

　　新京报：你的研究方法多从个案出发，发掘个案背后的历史因素，力图还原一个时代的图景。但就晚清女性研究而言，个案是不能穷尽的，你如何选择这些案例？

　　夏晓虹：最初在写《晚清文人妇女观》时，我只做了两个案例：林纾和蔡元培。前者作为礼、欲、情三者统一的范例，后者则以其《夫妇公约》成为“男女平权的力行者”。因为这两个人独具代表性，我关注他们如何处理与女性或者说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研究晚清文人妇女观，只专注于男性则难有说服力。因此我又选取了几位知名女性，比如吕碧城、秋瑾、何震逐一进行分析。特别是吴孟班。当人们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秋瑾身上时，吴孟班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界，无论是生平还是志业，都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作为中西女塾的一名女学生，她才华横溢，据称乃“巾帼中一豪杰，于中西语言文字无所不通”（《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186页）。她去世时年仅18岁，仅为世人留下了两篇可以看到的文章，第一篇《拟上海女学会说》公开发表在上海《中外日报》上；还有一篇是给《中外日报》的主持人汪康年写的信。我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发现了这封信，又通过这封信找到了吴孟班在《中外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将所有资料串连起来，才发掘出吴孟班这个被世人遗忘的奇女子。

　　新京报：吴孟班这个女子“奇”在何处？

　　夏晓虹：在《晚清文人妇女观》第五章“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中，我介绍了吴孟班“嗜学堕妊”的始末。吴孟班怀了孕，背着丈夫把孩子打掉了。丈夫邱公恪大为惊骇，问她是什么缘故。她回答说：“我生了儿女，要教育二十年，才能够成就一个人才，而我自己不免要重大的牺牲。现在我奋志求学，只要五年，就可以成就一个人才了。为了五年后的人才，牺牲二十年后的人才，在中国朝不保暮的时候，不比较的得计吗？”（《晚清文人妇女观》190页）在民智尚未全开的晚清，一个十几岁的女子能有如此言论和见识，真让人惊讶。

　　作为筹办上海女学会的灵魂人物，吴孟班虽然在生前无缘得见事业有成，但在其精神的感召下，身后的有志之士终于代其完成遗愿。她在女学会筹办中展露的才华、独到的见解，对后来金天翮写成妇女论名著《女界钟》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对同时代和后世中国女性的自我觉醒意义重大。关于晚清女权的论述，如果缺少了吴孟班，就像一个链条缺少了中间一环，难以衔接。重读吴氏的遗文，其思想之锐利深刻、见解之独到精要，着实令人钦佩。

　　新京报：你新近出版的著作《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中，还专门用一章来讲女性生活中的音乐启蒙，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乐歌和女性启蒙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

　　夏晓虹：乐歌分几类。除了“助学歌”，即配合学校的课程、以传输知识为目标的学堂乐歌之外，还有“仪式歌”，比如校歌、开学歌、放假歌、运动会歌、谢来宾歌等。还有“励志歌”，鼓舞女性破除家庭囿限，将女性视作国民一分子，负担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最后就是“易俗歌”，用乐歌作为通俗的宣传手段，革除陋俗，比如《缠脚歌》、《祝文明结婚》等。

　　新京报：乐歌对晚清女子在婚姻方面的启蒙助力如何体现？

　　夏晓虹：1905年1月2日在上海张园举办的廉隅与姚女士的婚礼首开文明结婚先河，被《女子世界》主编丁初我推为“创新结婚”之先声。张园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公共空间。当时上海的公家花园是由西方人开办的，不允许中国人进入。张园原本是一个私人花园，后向中国人开放，因此变为一个公众场所。园中既有西式建筑，又有中式园林，很多集会、政治活动都会选择在那里进行。中国女学堂的筹备大会也曾借用那块场地。因其中西合璧的风格契合了新式婚礼的意涵，不少接受新式教育的新人会选择在那里举办婚礼。标准的“文明结婚”婚礼分为“行结婚礼”“行见家族礼”和“行受贺礼”三个环节，以及结婚双方交换戒指一类饰物、宾主鞠躬致敬、小辈献花为贺、来宾致辞与新人答词。当时举办新式婚礼的新人多半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婚礼上也会唱类似由金天翮填词的《自由结婚歌》这类歌曲。

　　新京报：晚清推崇的“女权革命”相比于西方的女权运动而言：后者强调自身利益、作为人的平等权利；前者则从属于救国事业，将“保身”与“保国”、女性独立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晚清的女性，不可避免被民族话语、男性话语、民间历史记忆、革命时期的阐释一再解构、重塑。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女性自身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偏离了解放和自由的本意，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夏晓虹：我觉得不能从当下的理论出发，倒推历史，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能走出家门已是可贵可喜的进步，基于国家危局，优先考虑救亡图存的需要，也是无可否认的，也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也参与到启蒙的过程中，并非总是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以民族为重、“嗜学堕妊”的吴孟班，还是杀身成仁的秋瑾，都是闪光的个体，她们在黑暗迷茫的现实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独立声音。

　　正像我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导言”中所表达的，我想做的，是通过对内涵足够丰富的“事件核”（包括人物与文本）的设定与解析，尽可能释放其间蕴藏的信息，以逼真地展现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揭示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相比那种宏大叙述容易造成的疏漏，由个案分析所构成的晚清社会图景，应该更真切，也更丰盈。

　　【趣读】

　　蔡元培的新式婚姻

　　蔡元培于1902年新年与黄世振在杭州结婚。此前，因媒人纷集，蔡乃提出择偶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而“媒者无一合格，且以后两条为可骇”。其中第一条，亦见于《夫妇公约》：“保身之术，第一禁缠足。”第三条《公约》虽未明论，但“夫妇”对举，已包含一夫一妻之意。征婚时特别标举男子不娶妾，以与对女子不缠足的规定相应，更突出了男女平等意识。至于最可骇怪的四、五两条，不过是前引《公约》之五、六则的嗣响。蔡元培作为男子一方既可再娶，女子当然也可再嫁；离婚不同于男子单方面的休妻，也可以是女子的“自去”。这种体现男女平权的婚姻观，与礼教中的女子“从一而终”及男子的“七出”特权完全相左，难怪不见容于流俗。

　　在蔡元培征婚的当年，这般条件已是悬得极高，故“久不得当”。幸好有黄炽昌这样一位“官僚中不可多得之人物”，使“其子女皆受相当教育，女子不缠足”，而蔡氏又有幸于余杭叶祖芗家中观赏到黄世振颇有功力的字画，始由叶作媒，喜结良缘。结婚之日，也改行新礼，“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字”，以拜孔为大礼。最新潮的还是“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而演说的中心话题，又是男女平权：“来宾陈介石引经据典，畅说男女平权理论；宋平子更主张男女应以学行相较。蔡则于答词中，表示学行固有先后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其中关于宋恕的演讲，详述内容则为：宋与陈相反对，“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平等之说，因戏曰：‘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由此才引出蔡氏关于人格平等的答言。

　　——摘自《晚清文人妇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