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追溯一个国家形成的遥远历史

　　“我”是谁？ 时空集合体中说“中国”

　　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又总让人陷入思考的问题。我们生活的国家就是“中国”，然而，这个国家又是一个多重的时间、空间的集合体。中国不像美国，虽然疆域也在变化，但只有两百多年明确的历史；一般认为，中国在东亚具有连续上千年的历史，在现代国界观念出现之前，在疆域上更是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用说，在人群迁移方面，迎来送往无数的古今民族，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注定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许倬云先生以耄耋之龄，以《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直面这个问题，令人敬佩。他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说，“‘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然而这又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因为“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由此可见，说清楚“中国问题”意义重大，如何能在这个时空集合体中梳理出脉络，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作为一个具有现实关怀的学者，许先生意识到，何谓“迷失”，便是由于中国国民或研究者，对“何为中国”并不具有充分而理性的认识。或者以“朝贡”观念凌驾于万国之上，放不下身段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待，或者以“天下”观念自持，仍旧幻想以本国而为世界之中心。乃至在国家内部，将“汉”文化置于其他文化之上，造成种种待人接物中的失度。

　　而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能“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除四周邻居的敌意”。从序言中可见，许先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写作本书的意图，就是想揭示出一个“多元、多样”，而不是单一、固化的中国，通过这种多元性的呈现，消解掉一种故步自封的樊篱。

　　从非洲入东亚的人类迁移史诗

　　以此为目标，许倬云先生的写作思路就非常清晰：我们印象中中国历史由“秦汉……唐宋……明清”等正统朝代组成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序列。而实际上，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朝”是可以脱离东亚乃至世界体系这个背景而独立存在的。

　　所以，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就跃出了一般历史化的写作，结合分子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指出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从最初开始，便是最早期一批“外来者”的后裔。“‘现代人类’离开非洲以后，在五六万年前分批进入欧亚大陆。那些进入中国地区的人群，有一批是沿着太平洋海岸北上；另一批则是沿着东南亚和印度洋交界处，北上之后，有一部分折向西方，有一部分折向东方……”从头打破了国内学术界一直遮遮掩掩，不愿直面的中国人群的来源问题。由此可见，既然从源头开始，中国人群便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猿人”的后代，而是从非洲开始人类迁移史诗的一部分。

　　当然，这里理解的迁移并不是如我们今天所想到乘坐飞机、车辆的旅行，而是经过了“几万年的迁移，为了适应当地的天然条件，分别有了自己的演化过程。”同时，这里还容易落入另一个认识误区：世界上所有人类的祖先都来自非洲，但不表示今天的非洲人/印度人——这些是人类迁移进入东亚过程中的站点——就是中国人的“祖先”，当代非洲人和东亚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隔了很远很远的堂兄弟。

　　华夷不固定，不断文化融合塑造了中国

　　既然从头开始，这片东亚大陆上的居民就以迁移地方式开始了“中国”之旅，那么后来者便自然沿前人的脚步亦步亦趋地继续这一场旅程。虽然暂时没能提出夏人的起源，作者指出了，商人是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由外而内地替代了夏人的统治，而“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即辽东半岛西部），这就不是一般认识上东亚地理的中心区域。与之相仿，作者也指出了替代商朝的周人“本是居住在陕北、晋西的族群，毗邻河套地区”，他们也是通过迁移，南迁到了后来的关中地区，成为商朝的附从，随后开始了自己的勃兴。

　　由此可见，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以来，夏、商、周三代都是从东亚核心区的“外围”一点点内迁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所谓的“中原”为根据地向外发展的。但这些王朝在东亚的核心地区站稳脚跟成功登基以后，就开始频频向周边发展，阻止其他民族像他们一样“由外而内”进占中原。同时为了在理论上建立阻止外族向内迁移的合法性，就建立了“华夷之辨”的修辞方式，封自己为正统，还把周边的人群称作“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分类方式，因为这个“华和夷”并不是固定的，生活在中原的人们一方面阻止不与自己合作的“夷狄”进入；另一方面，又鼓励和自己保持密切文化、经济往来的人群加入自己，打开方便之门。这就是后来处在华夏边缘的秦国入主中原，成为正朔的原因。总的来说，所谓华夏和夷狄，就是人为建构的结果，这些人在生物学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有的只是一些相对的文化差异。

　　如果说，那些由外而内的人群有着明确的移动、变迁过程，那么当“华夏”形成之后这一文化上的分野是否就此固定下来，塑造了某种标准呢？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在许多让晚近时代的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时代中，这种人口流动、文化融合反而表现得更加明显，而这种多元性甚至进一步促进了这些时期的繁荣。

　　比如唐朝，许先生这样论述了唐朝发达的文化，“深受胡化的唐代，在中国文化的接触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在饮食起居、音乐舞蹈、数学、医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深受外界文化的影响。这里还要加一句，连唐朝的军队甚至文官，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唐朝本身实控区域以外的人们。从而得出结论“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强的。”

　　从宋代以后直至有清一代，更加难以将“华夏”和“之外”的文化交换分隔开来。在东亚的土地上，以黄河流域这一地理中心为主轴，南部和北部的文化都在中间交汇，正是这种不断融合的过程，塑造了位于东亚大陆核心的“中国”。

　　是不断变迁的世界的一部分，不是“文化孤岛”

　　诚然，书中对何为中国的具体论述，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人群与文化迁移的具体路线，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和今天渐渐升温的“丝绸之路”研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及，中国文化以南北而分的地理依据，都能让我们对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产生更具体、明确的认识。

　　此外，尽管书中重复了有些陈旧的话题，比如“假如中国北方草原上不是如此寒冷，那些东北和北方的胡人也不会大批地进入中国”——其实据当下掌握的气候史证据显示，古典时代气候波动的波谷与北方人群的南下时间线并不吻合。此外，这同样无法解释，那些北方草原上的居民本身又是从何而来，他们在先前又如何克服了当地寒冷的气候而没有发生迁移，偏偏选择了某个时期。同样地，将清代中国的出现视作一个偶然，“满清在东北关外崛起，趁明代中国混乱之际取得政权”，也模糊了其中蕴藏的历史发展轨迹。如此种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或许是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避免的。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许先生在书中力图呈现的一种卓有见识的，文化多元的观点，中国在历史上的发展和繁荣，并不是一姓一族的荣誉；同理，中国在历史上陷入的低谷，也不是某个民族取得政权的结果。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的现代文明的冲击，实在是“经过三个朝代五六百年的压制”堆积。换句话说，历史上组成中国的所有文化分享了中国“好”的一面，也共同承担了其中“负面”的责任。

　　在中国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了解“中国”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已经明确，历史上的中国，从人口来源和文化上，就是一个和周边文化、世界其他文明，存在广泛而密切联系的共变区域，而不是一个巩固一隅的“文化孤岛”。那么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更没有理由刻意地将中国与世界、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为了某些想象的历史荣誉感，将自己和当代的潮流分隔开来。我们需要明白，古往今来，中国都是这个不断变迁的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也是许倬云先生在书中给我们的启示。

　　□张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