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年史传记之外，以德意志思维解读希特勒

　　今年伊始，关于希特勒的话题就在公共视域内络绎不绝，因其所著的《我的奋斗》70年版权在去年年底过期了。从今年1月1日起，该书将归属为“公共领域”图书，第三方无需获得许可，即可出版该书——1945年，希特勒饮弹自杀；根据德国版权法，版权保护将在作者死后70年失效。于是，除了《我的奋斗》重新回归掀起了舆论轩然大波外，对希特勒的研究也再度迫切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国人了解希特勒，最初的读本是美国人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是一套由新闻记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带有浓烈的美国风格，以时间为主线，板块式组合，语言生动易懂，再加上意译式的中译，曾使不少中国读者为之入迷。展示德式思维特点的中译本，艰深的学术著作也有一些，但那是学者们的专属读物，一般人望而生畏，不愿意钻进去“搞脑筋”。德国学者哈夫纳撰写的《解读希特勒》，也明显地具有德式思维特色，但是由于其探讨的对象是国人无所不知的大恶魔希特勒，上手很快。同时由于其所探讨的问题也是不少人本来就隐藏心中的疑问，又很容易被作者的细致分析所吸引，进入阅读佳境。

　　诚如译者在序言中所说，哈夫纳原先准备为希特勒写一本传记，但是在动手前，发现面前已经有了两座大山。第一座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撰写的《希特勒——暴政研究》（中译本名《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二座是1973年德国历史学家费斯特推出的巨著《希特勒传》。在这种情况下，再推出一本更为全面、详尽、透彻的希特勒传记，显得不仅多余，而且几乎不可能。面对这个态势，哈夫纳另辟蹊径，推出了这本“解读”（《解读希特勒》）。由于他本身是德国人，对德国的历史与文化了如指掌，而且又整理过大量关于希特勒生平的资料，因此“解读”起来不仅游刃有余，而且刀刀见血。由于摆脱了纂写编年史的负担，他在书中可以充分发挥德意志人的思维特色，注重归纳、思辨和演绎，向读者提供了一份解读希特勒的大餐。

　　希特勒与德国的关系

　　热爱德国还是仇恨德国？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而他的活动舞台在德国，因此关于希特勒与德国及德国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编年史的写作方法注重横向联系，能够较为清楚地描绘出身为奥地利人的希特勒，何以向往并投身德国的原因与过程。在德意志人的发展历史上，从18世纪起出现了两强争雄的局面。奥地利坚持走多民族帝国的道路，后起之秀普鲁士则高举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旗。希特勒的家庭氛围是民族主义的，尤其是他的中学历史老师波茨教授，以其高超的教学技能，向学生生动地展示了古代日耳曼人称雄欧洲大陆的伟绩。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希特勒，主张自己的祖国并入以普鲁士人为主体的德国，组成单一民族的大德意志国。为此，他逃避奥匈帝国的兵役，却哀求德军募兵官要求入伍，为德意志民族效力；从军报国失败后，他转而投身政治，加入了法西斯政党；几经努力担任德国总理后，立即在体制上大动干戈，很快把一个民主共和国改造成法西斯国家。在改造完成后的自我吹嘘中，他说了这样的话：“（在德国）政府受到全体民众的信任……我来自民众，生活在民众之中，并回到民众中去。足以自豪的是，世上没有任何政治家比我更有权利说他是本国人民的代表。”

　　看了这些材料，大家很容易认为希特勒是德国及德国人的忠实“粉丝”，他已经把自己同两者融合为一体了。只是由于野心太大，或效力心太急迫，导致了战争失败，才在彻底败亡前夕下出了诸如《焦土令》之类的败招。在编年史的写法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作者们往往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探析希特勒的心态，而这，正好错过了一个寻找到真相的契机。

　　哈夫纳却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令人咋舌。他认为，早在1941年底，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受阻时，希特勒已经产生了报复德国人的念头。他当时曾经表示：“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希特勒在大战末期采取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举措，对德国人实施报复。其中包括1944年8月22日的“雷雨行动”，把大约五千名政治精英监禁起来，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哈夫纳在两者关系问题上的结论是：希特勒为德国所抱的雄心，就像养马人与赛马场主对其马匹的雄心；最后他犹如一个恼羞成怒、失望的赛马场主，要打死他的最好的一匹马，因为它未能赢得比赛。德国上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哈夫纳的书曾经在德国引起过轰动，谁能说哈夫纳的“指点迷津”没有在其中起过作用呢？

　　希特勒在执政期间大肆排斥和屠杀犹太人，这令不谙世界性反犹背景的中国人大为不解。不少人都在流传关于希特勒痛恨自己身上留有犹太血统之事。然而，如果仅仅从反犹太背景去解释，却会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因为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反犹高潮早已过去了数十年，犹太人的同化和融入正在全面进行中，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大多成了优秀的爱国者。问题出在，23岁以前的希特勒生活在奥地利，在东欧和东南欧，人数众多的犹太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作为孤立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那里的反犹主义是独特而杀气腾腾的，目标不是同化与融入，而是驱赶与消灭。希特勒是普鲁士的“粉丝”，但其反犹思想却带有浓厚的奥地利帝国特色。按照哈夫纳的分析，执政后的希特勒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称雄欧洲乃至世界，另一个是反对犹太人。这两个目标是互相矛盾的，高明的政治家绝不会这么做。希特勒在苏德战场上遭到失败后，逐渐地放弃了第一个目标，但变本加厉地加速追求第二个目标，制造出了人世间的特大悲剧。

　　希特勒的成功与失败

　　策略从不成熟到成熟之演变

　　德意志人擅长于前瞻性思维，他们会根据现有的条件做演绎推理，设计出未来的模型。由此酿成了德国这一“思想家的王国”。然而，如果一味地固守这一模型，不能根据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作出适时调整，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哈夫纳在书中精确地区分了希特勒执政期间的成就与成功，承认那时德国的“经济奇迹”、再武装与扩军成功都是客观事实，在社会的民主化与平等化、性道德的变化、妇女的解放等三大历史潮流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他认为，成就属于个人，而成功涉及博弈的双方。希特勒的成功与否呈现出明显的山形曲线，而且阶段性非常明显：先是10年的失败；然后是长达12年的不间断的、令人目眩的系列成功；然后又是4年失败，以灭顶之灾而告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哈夫纳提出的原因竟然是，希特勒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来自一个强大的或者哪怕一个仅是坚韧的对手，他的所有成功都是来自不能或不愿作出真正抵抗的对手。观点一经鲜明地提出，他就要坚持到底，在论证中不惜使用知识分子经常使用的方法：对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史料视而不见，对有利的材料放大使用。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暴动成功了，希特勒紧随其后，于1923年发动“啤酒馆政变”，结果却失败了。希特勒失败的原因，更多的是无视国情与时机的差别，盲目地模仿成功者的轨迹使然。而20年代中后期，希特勒也有成功之处。在他入狱期间，纳粹党内兴起了“革新派”，提出了目标偏左的《革新纲领》，获得北德工业发达地区成员的广泛拥护。“革新派”的领导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希特勒）同样获得一级铁十字奖章的斯特拉瑟兄弟。与初中生希特勒不同，兄弟俩都拥有大学文凭。他们的主要助手，是拥有博士学位的戈培尔。可以说，当时希特勒面临强大的对手。但由于希特勒擅长于搞阴谋诡计，很快就打败了“革新派”，阻止了纳粹党的左倾偏移进程，顺便还把戈培尔收入麾下，成为自己的“谎言大师”。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吸取编年史作品的可取之处，承认希特勒也有一个从不太成熟到较为成熟的过程。纳粹党成立之初，简单地以合法政府为敌，同权势集团联系不多， 对选民也不太重视，以至自己遭到重创。“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希特勒痛定思痛，改变策略，逐渐有所起色。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他又全方位出击，同时把手伸向选民、资本集团、军官团和总统，“屡败屡战”，当政坛出现危机时，终于迎来了执政的机遇。希特勒有自己的性格缺陷，那就是韧劲不足。用中国话来说，只有程咬金式的“三板斧”。处于顺境时，神清气爽，妙招连连；转入逆境后，脾气乖戾，不是打算开枪自杀，就是心灰意冷，消极应付。

郑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