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转型为啥格外痛？

　　财经刘言

　　当前国企制度体系缺乏对市场的敏感适应能力，牵制了企业和职工的视野，影响了危机应对能力。其次，跨界技术变革等对经济社会组织的解构与重新建构，加剧了重化工国企的转型升级成本。

　　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所存在的复杂为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用于职工分流安置。这一举措，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减轻了一定的压力，凸显出决策层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心。

　　然而，最近纪实报道的武钢职工万志宏28年漫长的个人转型案例，及12年有余的振兴东北战略至今尚未杀出一条血路等，警示不论是职工的分流安置，还是地区振兴，乃至全局的经济转型升级，单纯的输血和外科手术式帮扶，是远远不够的。武钢职员个体转型的鲜活案例，才能使人真正感受到水与火、血与泪的苦涩和痛苦，才是刻画过剩产能部门和东北振兴计划痛苦抉择的真实写照。

　　在这里，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遮蔽了大多数个体和许多大型国企的视野？

　　首先，当前国企制度体系缺乏对市场的敏感适应能力，牵制了企业和职工的视野，影响了危机应对能力。就国企员工而言，规模越大的国企，内部分工越细化，企业办社会问题一直尾大不掉，使依附于大型国企之上的职工，如同一个个被安置在生产和服务流程中的螺丝钉，数十年三点一线的近似封闭式工作生活环境，使许多大型国企的员工更多是单一技能性群体，生活在类似于“孤岛”式环境，难以捕捉到全局，离市场较远，增加了员工转型难度。是为武钢职工万志宏历经28年转型，至今仍为转型奋斗的缘由之一。

　　就许多国企而言，大都处于垄断或寡头独占的地位，在国内生产要素资源市场化程度不够、并非完全市场竞争等背景下，其客户要么是同类系统的其他大型国企，要么其市场主要集中在广义上的政府采购市场，市场营销带有典型的坐靠等思维，市场意识相对淡薄。同时，近年来国企的转型升级，要么是沿着产业生态链进行上下打通式扩展，要么是涉入房地产等分享财富效应、进行多元化扩展。这样的转型升级和多元化，在跨界技术变革下，容易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长尾，增加企业真正转型升级的困难。

　　显然，近年来振兴东北计划成效有限，国企主导的重化工业遭遇全局性产能过剩等，都突出地映射出当前国企制度体系缺乏对市场的敏感适应能力。

　　其次，跨界技术变革等对经济社会组织的解构与重新建构，加剧了重化工国企的转型升级成本。随着跨界技术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和新的众包系统生态等的发展，正对传统的材料、能源、工艺和生产组织形态产生日益突出的冲击。同时，社会分工精细化、专业化，极大地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边际成本，进而变相抬高了企业的内部组织协同的边际成本。这些技术和经济社会组织生态的变化，降低了传统行业的生命周期，增加了主要集中于要素资源和重化工的国企的转型成本和风险。

　　总之，当前深陷产能过剩的国企在转型中的青涩，是过度依赖规模投入型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是国企制度体系和员工缺乏对市场的敏感性适应能力，及在新技术变革下暴露长尾的集中表现。因此，要有效地推动国企转型升级，除中央安排1000亿元的职工分流安置资金外，需打破垄断，推动真正市场化改革，并顺应技术变革和社会分工的大趋势，推进国企制度变革，提高国企对市场的敏感性适应能力，提高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完善就业再培训体系等。

　　□刘晓忠（财经专栏作者、资深金融从业者）